电瓶车沿着故乡小镇与县城连接的柏油路，慢悠悠地往回开。
午后的暑气还未散尽，路面被晒得发软，蒸腾起扭曲透明的热浪。
路两旁是有些年头的法国梧桐，枝叶在空中勉强搭出稀薄的荫蔽，蝉声藏在浓绿里，嘶叫得人心里发空。
更远处，是连绵的稻田，绿得沉甸甸的，风过时，便伏下去一片，露出底下灰白的田埂。
这条路，陈梓太熟悉了。
从初中到高中，三年，六年，车轮和脚印反反复复碾过。
以前是破烂的水泥路，前年才铺了柏油，平坦了，却也少了点颠簸的真实感。
这是他上高中的路，也是母亲离开后，父亲消失，又“另起炉灶”的路。
记忆不受控制地漫上来。
母亲走时他太小，只剩一个模糊的、总是咳嗽的温柔侧影。
父亲……那个叫陈旭的男人，早年做点小生意，风光过一阵，后来投资失败，欠了一屁股债，在一个寻常的清晨提着箱子走了，据说去了南方。
没过几年，就传来消息，他在那边又成了家，娶了个漂亮的阿姨，后来还生了个女儿。
男人对老家这个儿子，倒也没完全绝情。
大概是前两年，不知是生意又有了起色，还是午夜梦回终于想起自己还留了这么一点骨血，他托人辗转送来一张卡。
每年固定时间，会有一笔不算多、但也足够陈梓和爷爷温饱的生活费打进来。
准时，冰冷，像履行某种最低限度的合同义务。
至于欠本地亲戚朋友的那些债，男人提都没提。
仿佛那些焦头烂额的讨债电话、那些戳在爷爷和年幼的陈梓脊梁骨上的指指点点，都随着他南下，一并被遗忘了。
因为这个，陈家在本地，名声有些微妙。
债主们提起陈建国，是咬牙切齿的“没良心的跑路鬼”；提起陈梓和他爷爷，则多了几分复杂的叹息——“唉，老的老，小的小，也是造孽”。
这叹息里有同情，也有划清界限的疏远。
毕竟，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所以，陈梓是和爷爷陈有福一起生活的。
奶奶去得更早，印象几乎为零。
别人上高中，开学是父母提着大包小包送到宿舍铺床；放假是家里做好一桌饭菜等着。
陈梓不是，他一个人，背着洗得发白的书包，要么挤人满为患的城乡公交，要么就像现在这样，骑着这辆二手电瓶车，在这条柏油路上来回。
他习惯了。
也许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也许只是天性里不愿给人添麻烦的那点倔强。
他成绩很好，从小就知道，读书可能是唯一的出路。
对邻居长辈，总是未语先带三分笑，喊人喊得勤，见到老人提重物也会默默搭把手。
渐渐地，“老陈头那个孙子，倒是懂事得让人心疼”、“唉，可惜了，摊上那么个爹”成了街坊四邻私下里提起他时，最常说的话。
“好孩子”的标签，是同情，是认可，也是一层无形中将他与那些有着完整家庭、可以任性撒泼的同龄人隔开的薄膜。
而这层薄膜，在初三那场火灾之后，变得愈发微妙而富有戏剧性。
自从他“碰巧”救出县公安局长的女儿，事迹被县里小报略带夸张地报道后，一些早已疏远的亲戚，像被春风惊动的蛰虫，忽然又“活络”了起来。
母亲那边几乎断了联系的舅姨，父亲这边原本因债务避之不及的表堂叔伯，甚至爷爷老家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逢年过节竟然也开始拎着并不贵重的水果点心登门了。
话里话外，总绕不开那场火，绕不开“张局长”，语气里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打探和难以掩饰的、对“关系”的渴望。
然而，他们那“关切”的目光，却总像不经意地，一次又一次地掠过他被额发遮掩、却依旧狰狞的右颊伤疤。
“小梓真是勇敢，就是这脸……哎，可惜了。”
“当时得多疼啊？留下这么大疤，以后可怎么办？”
“听说张局长很感激？有没有说安排你去县中最好的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