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二年（1427），陈通率军击败了黎利，斩首万余人，但他没有乘胜追击，而是让黎利率残军逃跑。九月，黎利上书明廷，声称找到陈氏后人（当年成祖起兵的名义就是为原国王陈氏报仇复国），请求明朝罢兵，册立陈氏后人为君。宣宗有意答应，但是英国公张辅等人认为明廷如果没有合适的借口就答应，只是向天下人显示朝廷的软弱。宣宗召见杨士奇和杨荣，寻求对策。他们二人赞同宣宗的想法，认为这是体恤民情，没有示弱。宣宗在杨士奇等人的支持下，欣然同意，派特使恢复陈氏政权，命陈通撤兵。然而黎利推说陈氏后嗣已死，请求明廷册立自己。宣宗没有理会，派人继续寻找陈氏后人。宣德三年（1428），黎利再次进献贡物，请求册封，宣宗仍不理会。宣德六年（1431），黎利再次请封。宣宗考虑到陈氏后宣德云纹铜熏炉人已经无从找起，黎利署理国事已成事实，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册封黎利为国王。这样，安南再次独立，脱离了明朝的直接统治，但仍然是明朝的附属国。从此到明朝末年，明朝和安南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放弃安南，免除了连年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也为明朝节省了大量的开支，除去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仁政爱民。在对内的治国之道上，宣宗能够实行安民、爱民的仁政。他深知”民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在他统治的期间内，体恤民情，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坐皇宫九重，思田里三农”，这的确是关心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宣宗的真实心态。他继续推行洪武朝以来的招人垦荒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宣德五年（1430）三月，宣宗路经农田时，看见路旁有耕作的农民，于是他下马询问农作物的生长情况。他兴致盎然，取来农民耕田的农具，亲自犁地。没推几下，他停下来，回头对身旁的大臣说，我只是推了三下就有不胜劳累的感觉，何况农民终年劳作。说完就命人赏赐农民钱钞。他对农民的生活和处境是了解的，因此能够在制定政策时考虑到他们的利益。同年六月，京畿地区发生了蝗灾，宣宗派遣官员前去指挥消灭蝗虫。他仍不放心，特意谕旨户部，告诫他们往年负责捕蝗的官员害民的危害一点也不比蝗灾小，因此要严禁杜绝这种事情的再次发生，还做有一首《捕蝗诗》颁给臣子。
宣宗赐宦官银皿宣宗清楚，昏君滥用民力乃至亡国，隋炀帝就是个例子。宣宗以此为鉴，非常注意爱惜民力。在他统治的10年间，多次下旨为民解困。宣德元年（1426）七月，罢湖广采木。宣德五年（1430）二月，罢工部采木。宣德三年（1428）十一月，锦衣指挥钟法保请采珠东莞，宣宗不但没有同意，还认为他是想用这种扰民的事情为自己谋求利益，将他逮捕入狱。他还多次蠲免税额、积欠柴炭草，免除在京工匠中年老残疾和户内无丁力者的匠籍。
盛世隐忧。在宣宗君臣的不断努力下，宣统朝社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进入了历史上有名的”仁宣之治”。谷应泰说：”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这样的评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当时边境安定，蒙古虽有扰边的行动，但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宣宗实行安抚的政策，力主和议，保持了和平共处的局面。放弃安南也是个明智的选择，使得久经战乱的明朝和安南都得到了稳定发展的环境。争夺皇权的朱高煦的反叛，很快就被平定了，没有酿成大的祸患，加强了皇权。宣宗爱惜民力，与民休息，重视农业，力劝农桑，鼓励垦荒，农民得以安居乐业，社会财富迅速积累起来。时称”宇内富庶，赋入盈羡”，是明王朝财力最雄厚的时期。商品生产程度提高，手工业得到发展，商路增辟，国内外贸易有所发展。农民生产生活得到保障，农民起义也很少。宣宗任人得当，吏治较为清明。
宣宗行乐图慕、自謬不拔，然而随着社会的持续稳定，经济的增强繁荣，君臣均陶醉在表象的治平景象中，完全没有意识到盛世下存在的隐患。”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纪纲为之不振，这种情况宣宗当然脱不了干系。这位年轻的天子有一种很特别的爱好就是斗蟋蟀（促织），因此被称为”促织天子”。宣宗对斗蟋蟀达到了痴迷的程度，经常派宦官选取上好的蟋蟀。因为这种缘故，斗蟋蟀在全国风行起来，蟋蟀的价格扶摇直上。后来宣宗觉得北京的蟋蟀不好，派太监四出采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