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如此，也几乎每天都有幼苗在无声无息中枯萎倒下。
实验室里弥漫着一种悲壮的气氛，每一次记录死亡，都让本就贫瘠的希望更加迷茫。
就在这种近乎绝望的观察中，当大部分幼苗停滞不前或逐渐衰弱时，却有零星几株经历了“冷冲击”处理的幼苗，似乎挺过了最初的适应期。
它们生长极其缓慢，但新长出的叶片，却呈现出一种异常的厚实和深绿色泽，茎秆也显得格外敦实。
与旁边标准条件下长出的、略显虚弱的对照苗形成了鲜明对比。
王伯威研究员再次肯定道：“这形态，是典型的抗逆形态积累，它们在囤积力量。”
终于，到了这批幼苗该进行抗病性测试的时候，幸存下来的幼苗数量少得可怜，甚至都达不到上次幼苗存活率的一半。
每种材料，每个处理，最终可用于接种的植株，往往只有1到2株，有些组甚至全军覆没，而且就算成功存活，形态差异也极其巨大。
但到现在，无论遇到什么问题，他们都必须硬着头皮做下去。
接种仍按照原计划继续进行。
接种后第四天，他们按照设计，给所有实验苗施加了一个统一的、轻微的环境波动：将培养箱湿度在12小时内从70%降至40%，再恢复，温度保持不变。
波动过后，病情发展也进入了关键观察期。
奇迹也在这时，缓缓浮现。
那几株经历了冷冲击、呈现出抗逆形态的“混选-3号”和“抗旱-1号”幼苗，在接种后，病情的出现的时间似乎稍晚，扩展的速度也更慢些。
更关键的是，在经历了那个轻微的湿度波动后，对照组的幼苗病情有明显加速扩展的迹象。
而那几株存活下来的，经历过冷冲击的幼苗，病情的扩展程度似乎并未受到明显影响，显得无动于衷，或者说是更稳定？
其中一株混选-3号的冷冲击幼苗，甚至在整个发病期都只表现出极少的病斑，病情程度几乎可以评为高抗。而与它的同处理组兄弟，另一株形态稍差的，则表现中等抗性。
对照组的同材料幼苗，则从感病到中感不等，且在湿度波动后病情有所加重。
数据被反复的核对、测量、计算着。
但由于样本量实在太小，任何严格的统计分析都无从谈起。
无法证明，无法断言。
…却给了协作小组一些模糊的方向。
那株表现出高抗属性的混选-3号冲击苗，像黑暗中的一颗孤星，虽然微弱，却指明了可能存在的路径。
早期适当强度的复合环境冲击，可能会通过激活植株的深度抗逆响应，重塑其生理状态，从而使其在面对病原菌和后续环境波动时，表现出更强或更稳定的抗病性。
而不同的材料，对这种冲击的响应方向和强度可能不同，这或许就是不稳定的根源。
它们对异常的响应程序不同，导致的结果也就不同。
这个发现虽然微弱，却让整个协作小组沸腾了。
仅有两次的尝试，一次失败，另一次却看到了极其微弱但指向成功的曙光。
他们消耗了几乎所有的原始种子，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最终换来的不是确凿的结论，而是一个急需验证的、具有革命性的假设，以及…一套初步的、基于环境冲击-响应稳定性的全新实验思路。
“我们需要大量健康的、有代表性的材料，来验证这个思路，来摸清不同材料冲击-响应的图谱，找到那个能让抗病性稳定化的冲击窗口和强度。”林听淮总结道，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首都这里，我们已经做到了极致。答案的下一步，在西北，在那些材料的原生地，在农民还在种植的田里。”
没有再犹豫，也不需要更多讨论了。方向已逐渐明晰，但证据仍需探索。
实验后，协作小组迅速转入收尾准备阶段。林听淮和孟祥瑞加班加点，全力推进国际材料组的最后数据分析与报告撰写工作，确保主体任务按时完成。
张广林则利用旧日关系网，与西北的合作试验站取得联系，初步确认了那几份材料后代种子仍有保存，并协调考察事宜。
陈继平组长和方黎明研究员在听取了阶段性汇报后，给予了全力支持。
经费、设备调用、出差手续一路绿灯。
方黎明研究员甚至特意找林听淮谈了一次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