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站在门口，看着她一步一步走远，她的身影在玄关的灯光下拉得很长。
祝辞鸢没有回头。
她从来不在这种时候回头。
回头就意味着犹豫，犹豫就意味着软弱，软弱就会让她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比如我其实不想走，比如我其实有点想留下来再坐一会儿，比如我其实有点想念你，妈妈，尽管我从来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些话。
那盒月饼后来被她塞进冰箱最里面的角落，和一盒过了期的牛奶、半块干掉的芝士蛋糕挤在一起，做起了领居，成了冰箱深处那些被遗忘的东西中的一员。
她每次打开冰箱门都会看见它，但她很少会把它拿出来。
偶尔想起来的时候会吃上一块，坐在出租屋的小饭桌前，一个人对着窗外发呆，咬一口蛋黄莲蓉，甜腻的馅料在嘴里化开，外面的夜色一点一点浓下去。
但大多数时候，她会忘记它的存在，就像她会忘记很多事情的存在一样。
等她再想起来的时候，月饼已经过了保质期，蛋黄上长出了一层灰绿色的霉斑，像是某种从内部开始腐烂的东西终于露出了本来的面目。
她把整盒月饼扔进垃圾桶里，纸盒砸在袋子底部，发出闷闷的一声响，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次是十二月，快到年底了。
母亲打电话来，说家里收拾出来几件她以前的旧衣服，问她要不要回来看看，要的话就带走，不要的话就让王姨收拾了送人。
旧衣服只是一个借口，她心里清楚得很。
母亲需要一个理由把她叫回去，这个理由不能太重——太重了会给她压力，会让她觉得被强迫，会让她产生抵触情绪；也不能太轻——太轻了她可以轻易推掉，可以说工作忙走不开，可以找一百个借口不回去。
旧衣服刚刚好享。
不轻不重，不痛不痒，回来就回来，不回来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谁也不会因此伤心，谁也不会因此失望。
母亲总是如此的，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让人挑不出任何毛病来，让人找不到任何拒绝的理由。
“好。”她说。
出门之前她换了一件米白色的高领毛衣，那是去年冬天在商场打折的时候买的，挂在衣柜里挂了快一年，吊牌都还没剪。
她的公寓不大，一室一厅，但一个人住是足够的。
冰箱里永远只有牛奶和鸡蛋，偶尔会有一盒吃剩下的外卖，偶尔会有一袋切好的水果。
衣柜里的衣服按照颜色深浅排列，从白到灰到黑，整整齐齐，像是商场橱窗里的陈列。
床单每两周换一次，窗台上那盆绿萝还活着，叶子绿油油的，垂下来，在阳光底下晃动。
她把自己的生活过得规规整整，像一件叠好的衬衫，放在柜子里，平平整整，没有一丝褶皱，但也没有人会把它拿出来穿。
十二月的天是灰白色的，空气干燥，吸进肺里的时候带着一丝刺痛，像是有什么细小的针在扎。
她叫了一辆车，报上地址，靠在后座的椅背上，看着窗外的风景一点一点变化。
写字楼变成住宅区，住宅区变成绿化带，法国梧桐变成银杏。
银杏的叶子早就落光了，只剩下灰褐色的枝干伸向天空，像是一群正在伸展四肢的生物突然被冻住了，保持着某个未完成的姿势，凝固在半空之中，等待着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解冻的时刻。
车窗外的树一棵一棵往后退去。
八年前的那个夏天，她也是这样坐在车里，看着窗外的树往后退。
那是七月，外婆刚刚下葬，尸骨未寒。
那时候银杏树还披着浓绿，阳光烈得灼人，蝉鸣震得耳朵发疼，整个世界都浸泡在一种滚烫的、喧嚣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热浪里。
她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玻璃是凉的，贴上去很舒服，是那个夏天里为数不多的让她觉得舒服的东西。
她的眼睛肿着，肿得像两个核桃，看什么东西都隔着一层雾似的模糊不清，但她没有再哭。
眼泪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经流完了，流在外婆的枕头上，流在那张她睡了六年的木板床上，流在那个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有人住的小房间里。
那天晚上她睡在外婆的床上。
床垫很硬，硌得人腰疼，但她已经习惯了，习惯到换一张软床反而睡不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