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这样，才能考虑是否让他把母女二人接回去。
他们天真地以为，手握“出轨”这把利刃，足以让毛子就范。
然而，他们在娘家左等右等，住了好几天，眼看着张文丽学校开学的日期日益临近，却始终没有等到毛子的只言片语。
没有电话，更没有上门接人的身影。
毛子这个人，仿佛从她们母女的世界里彻底蒸发了一般，又或者，他根本从未将自己视为一个有妻子、有女儿的男人。
这种冷漠和无视，比争吵和殴打更令人心寒。
时间一点点过去，李淑娟的娘家人先慌了神。
起初的义愤填膺逐渐被现实的考量取代——女儿长期住在娘家不是办法，开学在即，各种事情都需要处理。
他们开始转变态度，从支持女儿“斗争到底”，转而催促李淑娟自己先回去，“毕竟总是要过日子的”。
李淑娟心里是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
就这样灰头土脸、无声无息地回去，在她看来，无异于一种投降，简直丢尽了脸面。可是，娘家显然已非久留之地，兄弟虽亲，亦有家室拖累；
若是回到乡下的婆家，更是要面对街坊邻居的指指点点和嘲讽目光，那无异于公开处刑。
加上女儿张文丽的确马上就要开学，学业耽误不得。
万般无奈之下，她只能强忍着屈辱和悲伤，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带着女儿，重新回到了那个充满背叛痕迹的、他们夫妻打工时租住的“家”。
因为那封匿名信里，除了提及出轨，还隐约暗示毛子可能参与了“传销”活动。李淑娟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心急火燎地去翻找家里的存折。
这一找，如同晴天霹雳——存折上原本二十多万的积蓄，早已被毛子取得一分不剩，只剩下一个空空的折子，嘲笑着她的后知后觉。
整个家，如今能摸到的现金，只剩下她上个月还没发放到手的两千块工资，还悬在未知的账上。
走投无路、悲愤交加的李淑娟，只好主动给毛子打了电话，语气强硬地要求他回来，“我们必须谈谈”。
毛子倒是回来了，吊儿郎当地，脸上看不出丝毫愧疚。
李淑娟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试图与他谈判。
她提出条件：钱，既然他声称拿去做生意了，暂且可以不深究，但他必须立刻、彻底地与那个田田断绝关系，一刀两断。
否则，她就要求离婚。
并且，家里那二十万存款是夫妻共同财产，必须平分，她至少要拿到十万块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