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科级很稀罕？”刘光洪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股沉劲，“当年你奎勇伯伯在立新农场都已经是副场长了，还去了部队锻炼了三年！现在呢？他不也是立新农场的书记了？在部队的那三年才是他这么些年在农场站稳的根基！从立新屯开始，这么多人一起为了农场奋斗，为什么只有你奎勇伯伯能在农场干了十多年书记还这么多人服气。
那是应为他是农场的开拓者，他更愿意去为了农场放弃一些东西。
你学兵伯伯，棒梗哥，守正伯伯，一弘叔乃至周明叔都是农场走出来的。
你不要看他们现在都身居要位，在农场刚建立的时候零下十多度去挖地基你们这代人敢想吗？都是用命拼出来的！”
“爸，”刘明瑞终于开口，声音低了几分，“我不是没接触群众。在学校我就一直参加社团活动，和同学们关系也都很好。”
刘光洪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他拿起盘中的哈密瓜，却没有吃，只是轻轻捏在手里。
“能考上人民大学的，整个汉夏又有多少？你能接触到的同学，都是被社会严选出来的一批人。”
他抬眼看向儿子，目光如井水般幽深：“什么时候该播种？麦子适合生长在什么地里？高粱苗产多少？这些你知道吗？你在社团里学不到，跟同学聊天也聊不到。可这些是老百姓赖以生存的东西！”
刘明瑞听完父亲一点一点的剖析，终于意识到自己所欠缺的究竟是什么。
是啊，他出生的家庭，已经是许多同学一辈子奋斗的目标。
三伯刘光福也是人民大学出来的。和他在人民大学上学时的校友不下少数，如今三伯已是驻南斯拉夫大使，正厅级巅峰，随时可能迈入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