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跑回那间租来的、十平米的小屋的。
钥匙插不进锁孔，试了三次，冰冷的金属在颤抖的汗手中滑脱。
门关上的瞬间，她背靠着门板滑落在地，像一具被抽走了骨头的木偶。
一夜未眠。
她甚至没有开灯。窗外，城市那永不熄灭的、流动的霓虹灯光，透过薄薄的窗帘，在她脸上投下忽明忽暗的斑驳。
她抱着膝盖，坐在冰冷的地板上，身体还在因为后怕而发抖。
张明华那张扭曲、狰狞、被烫红的脸，和他最后那声非人的惨叫，在她脑中反复回放。
她想到了报警。
然后她自己否决了。
她要怎么说？
一个“酒后失态”的领导？
一个“反应过度”的下属？
她没有任何证据，除了他脸上的伤。
而那伤，是她亲手造成的。
在“组织”看来，这是“殴打上级”。
她想到了辞职。
这个念头是如此强烈，她几乎要等到天亮就去收拾东西。
可是……她想到了父母那张“一辈子终于出了个大学生干部”的骄傲脸庞；想到了自己四年政法系的“优秀毕业生”；想到了那场全省第一的笔试。
“沉没成本”——这个她刚从“互联网”上学来的词，像一把冰冷的锁，拷住了她的脚。
她不甘心。
她不能就这么灰溜溜地，像一只败犬一样逃走。
天快亮时，苏晴站了起来。
她走到衣柜前，那扇摇摇欲坠的柜门上贴着一面廉价的穿衣镜。
镜子里，是她那张苍白、惊魂未定的脸。
她的目光，落在了挂在柜门上、那件她昨天刚洗干净的——白色棉布连衣裙。
那件象征着“阳光”、“活力”、“金花”的裙子。
她伸出手，却不是去拿它。
她从衣柜的最底层，翻出了一套衣服。
那是她母亲怕她刚工作、穿得“太学生气”，硬塞给她的。一套深蓝色的、老气的涤卡布料裤装，裤腿宽大，上衣还有一个假领子。
她面无表情地换上。
她走到镜子前，解开了马尾辫，用梳子（沾了点自来水）把头发梳得紧紧的，在脑后盘成一个最老气的发髻。
镜子里的人，变了。
那个“扑面而来”的“亮色”消失了。取而代D代的，是一个面色蜡黄、神情呆滞、穿着“工作服”的、模糊了性别的“影子”。
她甚至故意没有好好洗脸，任由眼下留着一圈青黑。
她要亲手“杀死”那个“金花”苏晴。
第二天，早上八点二十五分。
当苏晴再次推开505室的门时，办公室里那两个“活人”的反应，比昨晚的尖叫还要刺耳。
李姐正拿着小锉刀修指甲，锉刀划过指甲的“沙沙”声，在苏晴推门时，戛然而止。
老刘正展开《人民日报》，报纸的“哗啦”声，也在苏晴进门时，凝固了。
两个人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射向苏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