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秋菊的眼睛突然睁开了。那双曾经明亮、曾经坚毅的眼睛，如今已经浑浊不堪，像蒙上了一层白翳。她直直地望着房梁，嘴唇动了动，却没发出声音。
她长长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口气吸得那么用力，整个胸膛都鼓了起来。紧接着，那鼓胀的肚子最后起伏了一下，就彻底安静了。
她死了。
直到最后一刻，也只能保持着那种极其难受的仰躺姿势。眼睛没有闭上，就那么睁着，望着房梁，望着那片她看了一辈子的天空。
刘麦囤跪在炕前，握着那只已经冰冷的手，泪水无声地滑落。这个坚强的汉子，在继母离世的这一刻，终于忍不住放声痛哭。
那哭声嘶哑、凄厉，像受伤的狼在嚎叫。哭声惊醒了隔壁睡下的家人，顿时，整个院子都笼罩在悲泣之中。
雨还在下，敲打着窗棂，像是在为这个女人送行。
丧事办得匆忙而压抑。黄秋菊是后奶奶，终究隔着一层。悲伤是真的，但或许更多的是对死亡本身的恐惧和对生活重压的麻木。
灵堂设在正屋，黄秋菊的遗体被安置在一口棺材中。棺材是刘麦囤早就备下的——他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用的是上好的松木，刷了黑漆，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冷冷的光。
棺材前摆着供品：一碗倒头饭，上面插着三根筷子；几样点心水果；还有一壶酒。香烛日夜不息，青烟袅袅，熏得人眼睛疼。
刘家子孙披麻戴孝，跪在灵前守夜。纸糊的金山银山、童男童女摆在灵堂两侧，面无表情地注视着来往吊唁的人们。童男童女的脸涂得雪白，两颊抹着圆圆的红晕，看着怪瘆人的。
就在出殡的前一天，因为打幡摔盆这最重要的事儿，家里炸开了锅。
这两件事，看似简单，却是丧事中最核心、最敏感的环节。
我婶子王秀英，那个面黑心狠、行事从不吃亏的女人，这次是下定决心要争了。她径直找到丈夫刘麦收，双手叉腰，唾沫星子几乎溅到他脸上，大声嚷道：
“娘是我亲娘！这杆幡，必须由我男人扛！这盆，必须由我男人摔！刘麦囤即便身为老大，可他是前房所生！这事儿哪怕说到天边，也是这个理儿！”
刘麦收嗫嚅着，似有话要说：“可……可大哥这些年，对娘……”
“你闭嘴！”王秀英狠狠瞪了他一眼，“你这个没出息的！就知道缩头缩脑！那是你亲娘，生你养你，这个幡必须你来打。”
刘麦收被骂得低下头，不敢再说话。
王秀英可不是个轻易罢休的人。她风风火火地先去找了我二爷刘汉水。刘汉水早年当过几天保长，后来被刘麦囤顶替了位置，这口气他已经憋了几十年。
“二叔！您可得主持公道啊！”王秀英一进门便哭得涕泗横流，“亲儿子不给亲娘打幡，这岂不是成了天大的笑话？麦囤哥他确实是长子，但他也不能什么都占着啊！他都扛过三回幡了，让一回给亲弟弟，怎么就不行呢？”
刘汉水捻着几根稀疏的胡子，阴沉着脸，重重地一拍桌子：“没错！就是这个理儿！长幼有序固然不假，但亲疏更应有所区别！麦囤这事办得太不地道了！我去说！”
王秀英又去找了三爷刘汉俊。他现在胆小如鼠，他是四类分子，常年被大队拉去义务劳动，修河堤、挖水渠，跟全公社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混在一起，憋了一肚子窝囊气。对家里这些争权夺势的事儿，向来不明确站队，只爱在底下阴阳怪气，煽风点火。
听了王秀英的话，他嘿嘿一笑，不置可否，转头却跟别人说：“瞧着吧，有热闹看喽，老大家出了逆子，怕是要栽面儿。”
我四爷刘汉龙是个老好人，没甚主见。王秀英精明，提前包了一包点心果子送过去——那可是供销社里最好的桃酥，用油纸包着，红绳扎着。四爷接过去，笑得见牙不见眼，连声说：“应该的，应该的，亲儿子扛幡，天经地义。”
可等真到了要拿主意的时候，他又缩了，只会说：“你们商量，你们商量，咋样都行，以和为贵，以和为贵。”
丧事的总管，是“执事客”马赶明。马赶明是生产队长，村里红白喜事都请他主持。这人虽然心术不正，但在这些事上，却有一套，能把场面镇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