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麦囤看不下去了，和巧云商量后，把黄秋菊接到自己家里，精心地照顾。他们每天给黄秋菊煎药、换药，还变着花样地给她做好吃的，希望她能快点好起来。
在他们的悉心照料下，黄秋菊的腿伤渐渐好了起来。那天她能下地走路了，拉着刘麦囤的手，眼泪直流：“麦囤啊，娘这辈子，值了。”
到了五月，黄秋菊已经不能下炕了。
她试过各种姿势，可怎么都不舒服。躺下，那沉重的肚子就压得她喘不上气，胸口像压着一块大石头；坐起来，又坠得腰背撕裂般疼，仿佛整个内脏都要掉出来；想趴一会儿，更是绝无可能——那鼓胀的肚子根本不允许。
她只能那么直挺挺地仰面躺着，像一具还活着的尸体。眼睛望着被烟熏火燎成黑黄色的房梁，眼神空洞得像两口枯井。梁上结着蛛网，一只蜘蛛正在辛勤地织网，一圈一圈，不知疲倦。黄秋菊就盯着它看，一看就是大半天。
有时她会突然开口，声音轻飘飘的：“麦囤啊，你看那蜘蛛，多勤快。”
刘麦囤正在一旁给她擦身子，听到这话，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他强忍着，轻声应道：“是，大娘，它勤快。”
“人这一辈子啊，”黄秋菊望着房梁，像是在自言自语，“也该像蜘蛛一样，勤勤恳恳，把自己的网织好。”
刘麦囤终于忍不住，转身走出屋外，蹲在墙角，捂着脸哭了。
他请来了村里的赤脚医生孙大夫。孙大夫是个干瘦的老头，背有点驼，但眼神很亮。他撩开黄秋菊的衣襟，用手轻轻一叩她的肚皮。
“咚、咚、咚。”沉闷的、微微晃荡的声音，像在敲一只装满了水的大鼓。
孙大夫摇摇头，叹口气，只吐出三个字：“肝腹水。”
站在一旁的刘麦囤心里“咯噔”一下。他虽然不懂医，但也听说过这病的厉害。去年村东头的老李头就是得这个病走的，从发病到咽气，不过三四个月光景。
孙大夫开了几副药，都是些利尿消肿的草药。他私下里对刘麦囤说：“这病……没治。你好好伺候着，让她少受点罪。”
村中那些阅历丰富的老人们，在茶余饭后低声议论时都摇头叹息。
在老槐树下，七十岁的刘三爷吧嗒着旱烟，对围坐在一旁的众人说：“还记得东头老李家的媳妇不？她也患了这个病。到最后，她的肚子胀得像面鼓一样，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在离世前的那几天，她疼得直叫唤，那声音听着都让人毛骨悚然。”
众人听了，都沉默不语。有人偷偷抹眼泪，有人叹气。
黄秋菊就这么躺着，从春天躺到秋天。肚子越来越大，人却越来越薄，像一片正在枯萎的树叶，贴在炕席上，轻得没有分量。
刘麦囤日夜守在床前，喂水擦身，从无怨言。其他几个儿子也常来探望，但待不了多久就找借口离开——实在是看不下去那惨状。
她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偶尔睁开眼，目光扫过围在炕边的家人，却已认不出谁是谁。她常常喊错名字，把刘麦囤叫成“他爹”，把巧云叫成“麦囤”。
最后那段日子，她连米汤都灌不进去了。刘麦囤用小勺一点点地往她嘴里喂，多半都顺着嘴角流出来，浸湿了衣襟。巧云每天要给她换好几身衣裳。
在一个秋雨连绵的深夜，雨点敲打着窗棂，噼里啪啦，像是为谁奏响哀乐。
那晚雨下得特别大，天地间一片水幕。风声、雨声、雷声交织在一起，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哭泣。
黄秋菊已经两天没睁眼了。她的呼吸很轻，轻得几乎听不见。肚子依然高高隆起，在昏黄的油灯光下，泛着一种蜡黄的光泽。
刘麦囤守在炕边，握着继母枯瘦如柴的手。那手冰凉，几乎没有温度。他一遍遍搓着，想把它搓热，可怎么也热不起来。
王秀英坐在一旁，眼睛哭得红肿。她已经哭不出声了，只是默默地流泪。
半夜时分，雨势渐小。风停了，雷声远了，只剩下淅淅沥沥的雨声，像有人在轻声啜泣。
就在这时，黄秋菊的喉咙里发出几声轻微的、像是叹息又像是解脱的嗬嗬声。那声音不大，但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刘麦囤心里一紧，握紧了她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