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起那些曾经围着他转的人——酒桌上的朋友，莺莺燕燕，拍胸脯说“有事找我”的“兄弟”。这两年，除了几个老战友偷偷托人送过几次东西，再没人来看过他。世态炎凉，他早该知道。可真的身处其中，还是觉得心口发凉。
回到县里，工作并不轻松。
县里给他安排了一间办公室，在县委大院最里头那排平房。屋子不大，一张掉了漆的桌子，两把吱呀作响的椅子，一个空荡荡的文件柜。窗户对着后院的老槐树，秋天了，叶子黄了一半，在风中瑟瑟发抖。
张德祥每天准时上班，处理文件，听取汇报，参加会议。他话不多，总是听着，偶尔点头，或者问一两个问题。但所有人都能感觉到，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副县长，精气神已经没了。他像是在混日子，等着某个终点。
“张书记，您可得注意身体。”通讯员小杨给他倒水时，常这样说。
张德祥总是点点头，说：“好。”
但他心里清楚，自己已是强弩之末。五十八岁，按理还能干两年。可这两年的牢狱生活，掏空了他的身体，也掏空了他的心。他总觉得心里缺了块东西，空落落的，风一吹就嗡嗡作响。
直到那天下午，他批阅一份关于秋粮征购的文件时，笔突然顿住了。
刘汉山。
这个名字像一道闪电，劈开了他混沌的脑子。对啊，刘汉山。他出狱这么久，刘汉山为什么没来？这不像刘汉山。以刘汉山的性子，知道他出来，哪怕隔着千山万水，也该提着酒坛子来骂他几句“你个老东西总算出来了”，然后拉着他喝个酩酊大醉。
“你们去给我找找刘副县长。”张德祥对办公室的同志说，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急切，“让他过来一趟。”
他本想亲自去，但转念一想，让办公室去请，显得正式些，也给刘汉山留了面子——毕竟自己现在是个“有前科”的人。
等办公室同志走后，张德祥在房间里踱步。窗外的阳光斜照进来，灰尘在光柱里飞舞，像无数细小的魂灵。他想起和刘汉山的过往——那些枪林弹雨的日子，那些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夜晚。刘汉山救过他的命，最险的那次，他勾搭上徐大风，被胡萝头带几百人堵在土山寨。是刘汉山，凭一根枣木棍，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一棍子打残了胡萝头的总教练，逼得那老土匪退兵。
这样的人，怎么会在他落难时不露面？就算他真犯了事，刘汉山也该是第一个拎着酒来看他、骂他、然后拍桌子说“老子信你不是那种人”的兄弟。
门外传来脚步声。张德祥停下脚步，望向门口。
进来的是办公室的小李，脸色为难，眼神躲闪。
“张书记，”小李的声音发干，“我们……我们没找到刘副县长。”
张德祥眉头一皱：“没找到？他去哪儿了？下乡了？还是去地区开会了？”
“大家都说……不知道。”小李低下头，不敢看他的眼睛，“我们问了县委办、政府办，都说……很久没见到刘副县长了。他家里人……也没在县城。”
张德祥心里的火“噌”地窜上来。
“不知道？”他声音提高了，带着久违的官威，“刘汉山是副县长，你们跟我说不知道他在哪儿？开玩笑吗？！”
他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刮出刺耳的响声，像野兽的嘶鸣。
“他不来？好，他不来，我去‘请’他！”张德祥抓起搭在椅背上的中山装，动作因愤怒而有些僵硬，“公社里一摊子事，修渠的劳力还没凑齐，夏征的任务压得人喘不过气！他倒给我摆起谱来了！”
办公室其他几个人面面相觑，不敢说话，空气凝滞得像要结冰。
张德祥穿上衣服，风纪扣也顾不上扣，转身就要往外走。那股子憋了两年的闷气，此刻全化成了对刘汉山“不来”的恼怒——这恼怒底下，是更深的不安。
“张书记！张书记您等等！”办公室主任老王从外面冲进来，一把拉住他的胳膊。老王的手在抖，抓得死紧。
“松开！”张德祥甩手，力气大得让老王踉跄了一下，“我今天非把这个甩手掌柜揪出来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