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七月十八，刘庄村西坡那片沙岗地里，日头毒得像下火。刘老蔫和他那半大的儿子，正弓着腰，用豁了口的镢头，一下一下地刨着板结的土坷垃。地太硬，一镢头下去，只能留下个白印，震得虎口发麻。汗水早就湿透了补丁摞补丁的褂子，碱花子一圈圈地泛出来，贴在皮肉上，又痒又扎。
“爹，歇会儿吧……”儿子喘着粗气，嗓子眼干得冒烟。
刘老蔫直起腰，用手背抹了把糊住眼睛的汗，眯眼看了看天，又看了看地头那个插着的、画着红叉的木牌子——那是划分给他们这“西坡作业组”的地界。牌子上“刘”字的那一竖，被人用石头划拉掉了半边，像个咧开的、嘲讽的嘴。
“歇啥？没听见早上敲钟？完不成今天的土方量，扣工分！”刘老蔫瓮声瓮气地说，又弯腰抡起了镢头。他知道，马赶明定的“新规矩”里，西坡这片的工分，本就比东河湾那边低两成。再扣，这一季就白干了。他婆娘还在家等着抓药，小闺女秋天想买本新华字典，眼巴巴盼了半年了。
地头不远处，是东河湾那片水浇地。侯五领着几个马姓、侯姓的年轻后生，正不紧不慢地收拾着灌溉的垄沟。地已经犁过一遍，又松又软，泛着黑油油的光。有人甚至从沟渠里摸了条巴掌大的鲫鱼，用草茎串了，嬉笑着比划。笑声顺风飘过来，刺得刘老蔫耳朵疼。
“同人不同命啊……”旁边地里的老光棍陈四，啐了口带沙子的唾沫，压低声音，“人家那是亲兵，咱们这是发配来的劳改犯。”
“少说两句吧，”刘老蔫头也不抬，“让‘耳朵’听见，下回发配你去北山坳开荒。”他说的是陈石头。自从当了保管员，陈石头像是变了个人，整天背着手在地里转悠，眼神像钩子，专盯谁偷懒耍滑，谁交头接耳。村里人背后都叫他“马队长的眼睛”。
陈四缩了缩脖子，不敢再吭声，只是手下刨得更狠了些，仿佛那硬土就是令他愤懑的根源。
就在刘老蔫父子在毒日头下挣扎的同时，七十里外的县城，天色却是阴沉的。
刘麦囤和韩耀先蹲在县革委会信访办公室外头的墙根下，已经第三天了。两人都是一身尘土，嘴唇干裂起皮。装干粮的布袋子早就空了，韩耀先小心藏在内裤夹层里的最后几块钱，昨天买了几个黑面馒头和两碗白开水，也花得差不多了。
信访办那扇掉了漆的绿门，开开合合，进进出出的人脸色要么焦急，要么麻木。他们俩的材料，是前天下午，托了老黄头在县农机站当临时工的远房侄子黄卫民，拐弯抹角递进去的。黄卫民说了，里头有个办事员是他酒友，答应“尽快往上反应”。
“尽快”，这个词像根飘在半空的稻草。从昨天等到今天，信访办的人换了一茬，没人搭理他们。偶尔有干部模样的人出来，目光扫过墙根下这群形容枯槁的上访者，就像扫过一堆碍事的石头，漠然移开。
“麦囤哥，要不……咱再去问问？”韩耀先的声音有些发虚，眼睛下面两团乌青。这几晚，他几乎没合眼，一闭眼就是马赶明那双冷冰冰的眼睛，还有陈大嘴被拖走时那张绝望的脸。他知道，自己交出去的那些账本和票据，是把双刃剑，能伤马赶明，也能要自己的命。现在，剑递出去了，却悬在半空，不知会落在谁头上。这种等待，比挨打还难受。
刘麦囤没说话，只是盯着自己裂了口子、露出脚趾的解放鞋。鞋是离开那晚，老黄头硬塞给他的，说路上好走些。鞋很合脚，但每一步，都像踩在针尖上——那是离家的距离，是对未知的恐惧，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他想起临走前，病床上的二叔刘汉水握着他的手，那手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却攥得他生疼：“囤啊，咱老刘家，就剩这点指望了……爹当年没看错你，你是个有胆气的……”
胆气？刘麦囤心里苦笑。他现在只觉得浑身发冷，饿得前胸贴后背，更多的是深深的无力。面对马赶明那些具体的陷害、污蔑，他愤怒，他想拼。可面对这扇沉默的、代表着“上面”的门，他像一拳打进了棉花里，空荡荡的，使不上一点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