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坡的沙岗地，贫瘠得像后娘的脸。刘老蔫、陈四这些被“发配”来的人，翻地翻得艰难。陈四的腰塌了，得用一根削得光滑的槐木棍撑着，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刘老蔫的手上全是口子，裂开的肉纹里渗着黑红的血，怎么也愈合不了。
而东河湾那边，传来的却是马家子弟的说笑声。他们踩在肥沃的黑土地上，谈论着今年的收成，语气里的优越感，像针一样扎在西坡这群人耳朵里。
刘汉水屋里的药味越来越浓。他躺在炕上，像一具枯尸，但耳朵却警觉地竖着。
马有才、刘老根来过。老根婶子也来过，带来用油纸裹着的小木牌。刘汉水让老伴趁着夜色，把那东西埋进了灶膛底下的土里，叮嘱她：“不到鱼死网破的时候，绝不能动。”
黄卫民捎来的口信像一句咒语，在他脑子里盘旋：“有回声，但慢，要等。”
这“等”字，煎熬着刘汉水，也煎熬着远方的刘麦囤和惶惶不可终日的韩耀先。
韩耀先的恐惧像野草一样疯长。
陈大嘴被拖走时的那张脸，总在他眼前晃。马赶明最近看他的眼神也不对，不再是看一个心腹，而是看一件用旧了、随时可以扔掉的家具。他怀里的那本“暗账”，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他胸口剧痛。交出去，怕马赶明饶不了他；不交，怕自己下一个就像陈大嘴一样，消失在那个黑屋子里。
他整夜整夜地失眠，窗外老鼠的窸窣声，都能让他惊出一身冷汗，心脏狂跳不止。
唯一能让他稍微缓口气、减轻一点恐惧的，是关于马高腿的传闻。
据说马高腿在郑州，抱着个残疾的小闺女乞讨，收入竟然比在土里刨食强得多。这传言经过无数张嘴的添油加醋，传回刘庄村时，已经面目全非。说马高腿在外头当了“丐帮帮主”，还有了相好的寡妇，过得滋润得很。
议论声里有鄙夷不屑，也有一丝扭曲的羡慕。但这传闻像一根毒针，狠狠扎在马赶明的心上。
一方面，他觉得羞愤丢人。他马赶明是刘庄村新任的生产队长，威风八面，亲爹却在外面乞讨，这让他脸往哪搁？另一方面，一股更阴毒的猜忌在他心底滋生——马高腿能挣钱，而且肯定偷偷攒下了钱。这老东西会不会回来？会不会用这笔钱收买人心，夺回失去的一切？甚至，刘麦囤的失踪，会不会也跟这老东西有关？
这猜忌和恐惧，让他变本加厉地加强对村里的控制。民兵巡逻的班次增加了，尤其是夜里，对“刘姓”和那些“不安分”的户，盯得更紧了。
他急需更多的钱和物资，去打通上面的关系，稳固自己的权力。于是，他对集体资源的掠夺不再遮掩。以“支援公社木器厂建设”为名，一车车木材被拉走，换回来的却是香烟和收音机。
马赶明坐在队部的办公室里，盘算着仓库里那些旧麻袋，该找什么由头“处理”掉，换成“物资”。
村里人不是瞎子。一车车拉走的粮食、木材，渐渐空了的仓库，队部里那盏刺眼的“红灯”，大家都看在眼里。恨，在心里积成了一潭深水，但恐惧让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连侯老栓家枣树桩旁曾经聚集议论的老人们也散了，只剩下那个丑陋的树墩，像大地上的一道疮疤。
但沉默之下，一种基于共同压力与不公产生的、模糊而坚韧的认同感，正如地下的暗流，在土壤里伸展着根须，等待着爆发的时机。
就在这时，一个消息如晴天霹雳，炸响在刘庄村的上空。
上面要派工作队下来，搞“路线教育”，整顿农村基层组织！要“发动群众”，要查账，要清物资！
消息是王歪嘴偷偷带来的。
那天傍晚，他溜进队部，掩上门。他脸上惯常的惫懒和色眯眯的神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少见的紧张。他叼着烟，眯着小眼睛，压低嗓子，声音黏糊糊的，像毒蛇吐信。
“赶明啊，这回……风头有点不对劲。”他吐了个烟圈，烟雾缭绕中，眼神闪烁，“听说，是动真格的。账本要一页一页翻，仓库要一寸一寸量，还要找老百姓‘谈心’……你那本账，”他顿了顿，抬眼盯着马赶明，那眼神像在打量一个死人，“经得起这么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