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战（七）被大都督府细作刻意推动的流民潮以南北双方都始料未及的速度在蔓延，第一批冒险者登船出海后，数以倍计的跃跃欲试者受到鼓励，一下子把滨州小县塞了个满满。
方家、苏家、陈家、南洋商团、黄水洋群雄，大都督名下的几大海上势力同时出动，竭尽全力将流民向南方运，但每天在海岸边迎风屹立的人数依然只见多，不见少。
五日后，滨州县令被蜂拥而至的流民潮吓坏了，修书向中书省告急。
中书省的蒙古官吏们弄了半天也没弄明白几万流民有什么值得惊诧的，不就是些汉人和契丹人么，拎不动刀枪，又不会骑马射箭，当年如果不是耶律楚才这老不死硬拦着大汗，说什么汉人有纳税功能，这些人早被杀光了。
跑了好，跑了大伙还省心，空出来的土地刚好给立了战功的武士们当牧场。
在蒙古官吏们的刻意拖延下，滨州县的告急文书被压了十几天才转到了负责国库收支的汉臣卢世荣手上。
卢世荣见此，大惊失色，赶紧奏明太子真金，请他下旨令各地官员严加防范，不得再放流民向沿海州县靠拢。
哪里还来得及，文书来往一个多月时间，赶到海边的百姓数量己经以十万计。
去南方，甚至南方的南方，也许会死于旅途中，但毕竟还有活下去的希望。
留在忽必烈治下的北方当奴才，结局只有一个死。
你忽必烈得了天命也罢，是王道正统也好，与只有纳税权的奴隶无关。
只有纳税权的奴隶只想活着，让自己和自己的后人作为一个平民而不是一头驴而有尊严的活下去。
誓将去汝，适比乐土。
哪怕乐土渺茫不可见。
面对如此庞大的流民数量，地方官员们束手无策。
现在他们要做的己经不是如何把流民赶回原籍的问题。
而是尽量不招惹他们，以免酿成大规模民变。
山东、河北人性子野，红袄军和八字军正缺战士。
如果哪个胆大妄为的官员这个节骨眼上往流民中扔进一个火星，燎原的大火有可能让整个中书省的官员脑袋全部搬家。
破天荒地，北元官府第一次开始对百姓和颜悦色。
滨州、唯州、益都沿海三地居然开了粥棚，为滞留在海滩上的百姓提供稀粥果腹。
虽然那粥稀得可数清米粒数量，毕竟是北元治下官府第一次行使自己的正常职能。
前来迎接流民南下南方水师和赶来防止流民ｂａｏｄｏｎｇ的北方汉军相互之间也保持了克制。
南方的水师没向北元的军队开炮，汉军们也没向大宋战旗射出一箭。
双方默契地保留一段距离，让流民们沿着彼此之间留出的空缺依次登船。
在官府的默许下，沿海鱼户也加入了运输队伍。
他们用小船塞满流民，沿着莱州湾海岸向登、莱二州跑。
位于山东半岛上的登州、莱州和宁海三州刚刚被陈贼吊眼占据，把流民抛给他，既可省去北元官府的麻烦，又可耗尽陈贼的给养。
杜浒和陈吊眼见到流民，立刻把他们接到了胶县。
胶州湾内风平浪静，是个停泊战舰的天然良港。
流民们在此可一边帮助杜浒、陈吊眼修建沿港的堡垒群，以工代赈，一边等待南方赶来的下一支运输船队。
一船又一船的流民南去，去两浙、去福建、去广南，去流求、南洋，甚至更远的岛屿。
这个数字如此庞大，乃至后代的史学家们研究起来，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统计结果。
据史学家反复推算得出的结论，在整个华夏民族独立战争期间，从北方以各种途径逃到南方的人口超过了八百万。
仅仅祥兴四年冬天，河北、山东两地借海路逃到南方的流民就有五十万之巨。
而在当年，整个华夏各族人口加在一起总数不到一亿，持续近十年的人口大迁徙直接导致北元按人头抽税制度的崩溃，同时带来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流求和南洋诸岛的人种比例被彻底改变。
直到数百年后，那里的人说起官话来还操着一口流利的山东腔。
“俺爷爷那时候卷着个铺盖就上了船。
漂了老长一畔子（一段时间），也没见到个银（人）儿……”一个渤泥人和一个流求人相遇，开口就是同样的声调。
“唉，还不是叫鞑子遭精(作践)地，木（没）法活啊！”旁边的人跟着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