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兴五年春二月，忽必烈率汉军二十七万，蒙古军五万，“御驾亲征”。
加上自中书省征调的十八万负责运送物资的民壮，计军民五十万余，对外号称“百万雄师”。
凭借绝对优势兵力和二百多门威力巨大的重炮，忽必烈只用了半个多月，就把驰骋在真定路的张氏兄弟赶回了太行山。
就在河北各地为对抗“流寇“结寨自保的豪强们抚额相庆的时候，忽必烈兵锋一转，没有入山继续追剿乱匪，而是将河间、安平、献州等地十几个最大的堡寨以“勾结乱匪”的罪名夷为平地。
随后，用弯刀来质问河北豪强拖延朝廷税赋的理由。
原本抱着在太行群盗和朝廷之间左右逢源的诸豪强面面相觑，在大军威逼之下，上表请罪，以五倍的税额补足了先前以各种理由拖欠的税款。
元军有了充足军饷，迅速南下。
三月中，忽必烈在南皮一带大破起义的白头军。
刚自立为齐王不到一个半月的绿林大豪口明灏战败被俘，忽必烈下令将其凌迟处死。
东光、南皮、将陵数州百姓被元军以附逆罪屠戮干净，所有财物尽没入军中。
同时，太子真金在大都城高调反贪。
先后将蒙古、色目和汉系大臣二十多人投入监狱。
在这些大臣家中，抄出的财物、房产、地契折合纹银八百余万两，与大元朝一年的岁入大体相抵。
其中，汉臣卢世荣贡献最大，家财折银二百三十余万。
卢世荣上本忽必烈喊冤，忽必烈不理。
举荐卢世荣有功的汉臣叶李惶惶不可终日，上本告老，忽必烈许之，没做任何挽留。
一击得手之后，真金依从月赤彻尔建议，允许其他涉嫌贪污官员献金自赎。
转眼，又为国库捞回白银三百余万两。
真金从这些脏物中拿出三十余万两来赈济去年冬天被强迫搬迁到大都以外居住的贫民，其余脏物变现后，全部作为本金，投入到新币铸造中去。
国库里有了硬通货，大都城沸腾的物价日渐回稳。
而得到官府赈济的百姓本能地忘记了去年是谁的“创举”令他们失去了家园，纷纷称颂起太子真金的恩德来。
四月，忽必烈驻跸大名府。
自封为赵王的相州豪杰林景顺自缚请降，忽必烈赦其罪。
许以上千户之职，命其带亲信随军“讨贼”。
原赵王治下三个县百姓皆得以赦免，并准许他们保留从贼期间所分得的口地。
消息传出，卫州父老砍民军领袖张孟之头，献与闷下。
形势以大都督府难以预料的速度继续恶化。
当大都物价回稳，新币大行的消息发回文天祥案头时，大都督府众人知道，旷日持久的对元经济战己经失败了。
忽必烈父子没读过南方的书，也不懂什么叫经济。
但他们拥有草原民族最敏锐的执政本能，对抗南方咄咄逼人的经济战，忽必烈父子采用了旷野上一种名叫豺的动物的生存方式，牺牲同类保全大局。
豺是一种在荒野间群居的动物，与其他动物不同之处在于，遇上食物不足的荒年，它们不会优先照顾种群里的老弱，而是把年老的和刚出生的同类当作食物吃掉，凭借这种手段维持种群的绵延。
忽必烈父子显然比豺更聪明，蒙古人靠抢掠来维持国库平衡。
当天下抢无可抢时，他们把人分为四等，依靠对汉人和南人的无耻剥夺来获得维持国家运转。
当凭借对汉人和南人的剥夺也无法满足国家运转的财富需求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再把自己的另一批臣民打为另类。
忽必烈宣布起义的地区为敌国，目的就是可让元军名正言顺地抢。
抢劫敌国是不需要手下留情的，三军将士不会有屠杀自己同胞的精神负担。
同理，太子真金先去年将穷人赶出大都和今年的所谓“反贪”，也不过是为了把一部分人打成可以洗劫的目标。
“子矩，你回头通知海关吧，从今天起，除了武器、硫磺、硝石和钢材等军用物资外，其他财货允许向北方出口！”文天祥叹了口气，低声吩咐。
古往今来，对同胞的洗劫，永远比对敌人的洗劫风险小。
忽必烈父子既然能想出这种办法来对付大都督府的经济战，再继续对北方进行物资禁运也不会有更大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