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眼前几件事的重要程度排一排，灭宋的事，的确也应该排在朝廷内部各方势力平衡的前面。
“谢陛下隆恩!”董文柄再次施礼，想了想，说道：“至于灭宋，臣仔细思量，再也大意不得，需采用文武两策，齐头并进方可！”“说来听听！”忽必烈笑了笑，知道自己这次替汉臣出头没有白出，董文柄已经有所回报。
“我朝自南下以来，杀戮颇重！达春、刘深约束部署不严，渔夺百姓，是以在江南各路，甚失百姓之心。”
董文柄看看忽必烈的脸色，小心翼翼的奏道。
这个对策，算是为了大元，也是为了他自己的身后之名。
“所以，欲灭残宋，必先收其人心。
否则，前方平叛，后方百姓又反，腹背受敌，进退失距。
此乃达春所以困，刘深所以败之主因也！”“有道理！”忽必烈点点头，赞同董文柄的分析。
如果没有北方的叛乱，他当然可以调集全部人马，把江南各地屠成牧场。
但此时，面对北方海都等人巨大的压力，一个稳定的江南作为后方，显然比一个四野无人的江南对朝廷更有利些。
至少，大都等地的粮食，每年还必须从江南征集。
在蒙古贵族口中，江南的白米，显然比北方的黍物（蒙古食品，做蒙古炒米的主要原料），咀嚼起来味道更佳。
“所以，万岁可令那些失地流民，各归故里。
着地方官给其田。
给其种子。
凡管军将校及故宋贪官，有趁社稷交替之机渔夺百姓田庐、产业者，着各省官员将掠夺之物，归还原主。
凡居民开荒自养者或小本行商，其田租、商税，酌情减免。
茶、盐、酒、醋、金、银、铁冶、竹货等课程，从实办之，不得随意征收。
凡故宋繁冗科差，圣节上供等名目花样，悉除免之……”董文柄的语调缓和而郑重，提到治国之策，他身上又恢复了平日里那种无人能比的自信。
“故宋朝廷捐税少，但各地官员私下名目甚多。
陛下减免之，百姓自然念大元，而忘大宋。
而江南之地，雨水过多。
适于农渔，而不适于牧。
此时江南百姓，十仅剩其一。
陛下鼓励其开荒，授其田产，每人料可得地数十亩。
此乃平头百姓毕生所望也，得其地，必忘其主。
如此，数载之后，谁还知大宋乎。
文贼收买人心之策，亦随之败。
天下必可大定！”在董文柄的记忆里，大元朝的确在江南征服之地，曾经试行过一段类似的善政。
但不久就随着消灭残宋势力目的达到，而废弃不理。
而现在，为了从政治上与文天祥较量，必须重提这些怀柔之策。
董文柄从流传于民间的报纸和坊间巷里的流言中，敏锐地感觉到了文天祥在福建所行的新政给破虏军带来的好处。
对付福建新政的办法，怀柔好于打压。
大元朝疆域广，本钱足。
跟破虏军比收买人心，轻易不会输掉。
况且这么做，还会在百姓口中，为自己这些投靠了北元的儒者留下爱民之名。
百年之后，论及是非功过，至少自己的举动可以说附合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古训。
（酒徒注：纵观忽必烈一朝，随着蒙古、汉、色目三方势力的角逐，政策变化很大。
同常是一边下旨减税，一边将税务“承包”给色目人，任其狂敛。
矛盾甚多，笑话亦甚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