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般学业中最正统，最需要人仰视的儒学，也在义学里开了科，由学生们自己选择是否精研。
有些头脑顽固的老儒们为此还抗议过，认为儒学华夏传承的根本，其他杂科虽然有一时之用，却不能与儒学同列。
但义学的资金由大都督府亲自调拨，并未要求老儒们捐款。
并且文天祥还重金聘请他们前去任教。
所以大伙尽管反对，声音也大不起来，反而随着时间推移，由于家族中有人在新兴产业中获得了收益，慢慢觉得义学大门楹梁上文天祥亲笔书写的“有容乃大”四个字看起来不那么扎眼了。
义学是免费的，只要能凭本事考上，一切拜师费用全免。
官府除了一日三餐供应外，每年还供给学子们一套单衣和一套棉衣。
针对有心学习，但错过了读书年龄的市井百姓，还开设了晚课，免学费，但不提供食品衣物，从“人之初，性本善”和阿拉伯计数的“1、2、3”学起。
虽然一切只是开了个头，很多有远见的人还是得出了“这是功在千秋的义举”、“凭此足以在世间流名”等诸如此类的结论。
有些人甚至认为，即便福建大都督府真的如一些反对者认为的那样，不过是昙花一现。
凭借它两年多来为百姓做的那些事，凭借它的图书馆和义学，参与其中的人都足以流芳百世。
随着市井的逐渐繁荣和破虏军在战场上不断胜利，一些不甘心投降大元做个四等奴隶，心中对大宋又早已绝望的读书人的心思慢慢热络起来，把目光集中到了大都督府。
政府各部门和各级官员聘请幕僚和从吏不再是件困难的事，一些别出心裁，但薪水丰厚的部门，如户部预算衙门和海关等，还成了人们钻营的热点。
组织那些新光复地区的官吏选举不再是件轻松的工作。
不同于第一次官吏选拔那种门可罗雀的冷清，吏部所管辖的选举处如今门庭若织。
由于看好破虏军的政治前景，有些世家大族开始慢慢把触角伸向了新光复地区。
一些新老名士、清流除了吟诗作画，著书立说外，开始走出院子，与百姓接触。
一些曾经对新政冷眼相待的人也找上门来，拖关系，走人情，为一个候选资格而折腰。
更有一些机灵者，不但出钱出力帮助破虏军稳定地方，还同时采用开办粥棚，降低田租等办法讨好平素从来不正眼看的平头百姓，期待他们中哪个祖坟冒烟，捞到了投票权，能在选举时投自己一票。
还有一些心思过于敏捷者，甚至在选举前在百姓中散发铜钱，公然贿选。
这些人中，不乏真心赞同新政，想为国出力者。
但投机者占了绝大多数。
为此，身系内政和敌情工作的刘子俊和吏部主事兼泉州太守陈龙复伤透了脑筋。
甚至结伴专程跑到福州，找文天祥商量对策。
让他们惊诧的是，一向持身高洁，恨透贪官污吏的文天祥却不像他们想象般着急。
只是给刘子俊增加了资金和人手，让他加大监察力度，力争把那些混水摸鱼者剔除掉。
“丞相，这么下去可不是办法？眼下破虏军只占了福建一路和半路广南，已经乱到这种地步。
如果拿一天光复了大宋全境，岂不是更乱。
那时候即便我等强力苦撑，天下…….”刘子俊没继续说下去。
他相信自己的潜台词文天祥能听明白。
在他的意识里，文天祥采取的选举制度，并不算什么新鲜事物。
汉代的举孝廉，与此差不多。
但汉代后来吏治大坏，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大族，导致政令不通，天下大乱。
所以，隋唐之后各朝才采用科举的办法选拔人才。
科举虽然选择人才的面狭窄单一，但比起推举制度来，无疑公平得多，至少寒门学子有了一举成名的机会。
新政试行的让百姓们推举代表，由代表和有军功者从候选人中推举官吏的办法，虽然比举孝廉的手段复杂了些，但也敌挡不住来自世家大族的力量侵蚀。
真的推广到全国，到时候不但民间一些有能力者因找不到出头捷径而积怨，朝廷上的反对力量也会趁机群起而攻之。
这样，文天祥等人就相当于把自己摆在了天下读书人的对立面，除非靠武力将反对者斩尽杀绝，根本没有与其他人和睦相处的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