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乍听起来大逆不道，但市井中所定合同时，原则就是如此。
这里，关键图的是个长久。
如果有一方拿着身份压着另一方强签合同，被压服的一方只要有机会，就想毁约。
结果双方结局都未必妙…….”邓光荐侃侃而谈，把近日来翻书的领悟倾囊相授。
《商学》、《虞学》、《兵法》、《格物》……二十几本书，还有一大摞两年来福建路公开发行的报纸，从第一次到最近一次，被他一一翻过。
不拘泥其中细节和对错，只是把其中包含的新观念一一条件出来，对照福建的新政各种表现加以评判。
不知不觉，就到了掌灯十分。
邓光荐将最后一叠报纸放下，总结道：“依邓某所看，文大人所行新政，总结起来不过是平等、契约、权利、义务八个字，并非要标新立异，而是期望以此为根基，来驱逐鞑虏，重建华夏。
观点上虽然与圣人之道格格不入，最终目标却与我等所谋并无不同，都是为了让国家强大，百姓富足。
况且，在除了那八个字外，新政中商学意味甚重，而一本商学，却处处以互利和妥协为最高原则！”“互利和妥协？”陆秀夫反复咀嚼着邓光荐的话。
以平等和契约为基础，重构华夏。
尊重契约，而不是等级和纲常。
国家有保护每个百姓正当权利不被侵犯的义务……这些根本性原则，根本与圣人之道找不到融合之处。
但眼下把蒙古人赶出江南，却是朝廷与福建大都督府的共同目标，符合互利原则，所以双方有机会互相妥协。
是这样么？他感到自己的心里非常迷茫。
皇帝和大臣之间不再是绝对的从属与支配关系，而是像掌柜的和小伙计般，签订的是雇佣契约。
而国家和百姓之间，也是因为契约存在，福祸与共。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另一面，还同样存在着‘匹夫福祸，国家有责’的诉求与约束，这些东西，他无法接受。
但写长篇大论来驳斥它没有丝毫意义，如今主动权掌握在文天祥之手，只要他认定了要做，朝廷即使下旨阻挠，也不会有效果。
眼下自己能做的，只能想办法让文天祥看在破虏军和朝廷的共同利益上，把革新的步伐不要迈得太远。
看清楚了隐藏在新政后边的本质，也明白了文天祥所图。
陆秀夫蓦然发现，自己手中能和文天祥交换的筹码实在不多。
换句话说，自己可以**文天祥妥协的价钱不够。
默许文天祥成为一代权臣，这是朝廷能给出的最高底线。
但在广南战役后，文天祥实际上已经是大宋的权相，朝廷认可不认可，都与事无补。
此刻即便前丞相陈宜中从安南返回来，这位擅长权谋的前丞相也控制不了破虏军，也没法让福建各部门俯首听命。
“陆相可是自觉手中底牌不够？”邓光荐看到陆秀夫的神色一会儿兴奋，一会儿愁苦，试探着问道。
“岂是不够，陆某好生后悔没早日看到今天！”陆秀夫懊恼地答。
若知道文天祥内心早已背离了大道，自己真不该在行朝为其说那么多好话。
“其实，陆大人昔日所为，没有半分差错。
朝中几位大臣忠则忠矣，他们的做法，却只能让朝廷与大都督府的隔阂加深。
而大人昔日处处维护破虏军，正好是此刻双方妥协的依仗！”邓光荐笑着说道，“大人可曾听闻，两年前福建选举，百姓和士林中揖让成风，比古之许由、务光志向远大者甚有人在？”“那是因为破虏军当时只掌握了小半个福建，前途未明，所以没人愿意出头当这个官。”
想想当年被陈龙复强行征召出来的士子们如丧考妣的模样，陆秀夫苦笑着摇头，“现在不行了，眼下福建虽然受瘟疫之苦，但根基已成，前途一片大好。
想做中兴名臣的大有人在，这些日子报纸上揭露的暗中活动，贿选等恶行，就有十余起！”“着啊，对大都督府走到今天没有出过半分力气的人尚想从中捞个官职，那些破虏军将士，那些跟着文大人一路苦过来的大都督府从吏们会不想争么？利益不够分时该如何呢，结局还是妥协？大人只要屈身做一做恶人，跟文相讨价还价，届时为天下圣人门徒分一杯羹出来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