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排晶莹的汗珠在陈复宋苍白的额头上冒了出来。
暖冬的风中，他突然觉得浑身发冷，后背潮哄哄的被风吹成了冰凉的一片。
“这就是丞相大人所说的平等真意么？”陈复宋拒绝相信。
作为大都督府的铁杆追随着，在他心中，新政就像出生的婴儿一样干净。
人世间的欺诈、肮脏、巧取豪夺行为绝不应该出现在新政身上。
但内心深处，却又有一个声音在提醒着他，新政不是善举，也非恶途，这个新政本无善恶，它只是一种方式，一种可以让国家崛起更快速，百姓生活更富足的治政方式，如此而已。
丧失了道德制高点后的他很迷茫，但是，他还是决定把文天祥的命令执行下去。
“但愿，通过你我之手，大宋崛起之路要少些血腥，多些光彩！”陈复宋这样想着，身影渐渐消失于冬季的福州街头。
街头巷尾，不止陈复宋一个迷茫者。
关于南洋商团的正义性的讨论及其后来的行为的关注，贯串了漫长的世纪，甚至慢慢发展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
伴着这场论战，新政和传统，新学与旧学，约法与祖制，野蛮务实与仁义清高，所有带有时代烙印的东西，在思想领域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这一点，非但文天祥和杜规等几个商团的始作俑者没有预见到，整个大宋的儒林都没预料到。
“这是个混乱的时代，当大多数人还在为北方局势未稳，大都督府如此大张旗鼓去惩办一个不知名的蛮荒小国的举动是否应该时，一个怪兽，已经悄悄地从新政和约法的蛋壳中探出头来，张开了长满獠牙的大口……”几百年后，一个在华夏国立中央大学做研究西方哲学家在给朋友的信中如是写到，“如果文天祥先生真的像传说中拥有一本上帝赐给的天书的话，他应该做得更好，避免这些血腥和肮脏原始积累。
很遗憾的是，他没有做到。
在我们西方，同样也没有人做到……”这篇充满个人感情因素的信在报纸上发表后，顿时成为一派社会科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甚至在地球的另一端引起了场不小的轰动。
但一些冷静的学者，却对此嗤之以鼻。
经过研究，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混乱、迷茫，还有那个时代与约法精神相抵触的武装商团，不过是在华夏旧的主流思想即将消亡，新的思潮诞生之初的一种表象。
表象下面的本质是，以陈龙复等人为主导的新派儒学渐渐战胜旧派儒学，成为新时代的理论基础！”这个结论很有说服力，祥兴三年福建发生的历史大事，在后世眼中也的确也表现出了这种端倪。
特别是武装商团诞生，更是突破了传统儒学的框架，也将华夏几千年来的外交思维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在传统儒学的指导下，中原王朝对周边民族的政策可大体归纳为三种模式。
第一是吞并，在王朝建立之初，对于受中原文化影响深远的地区，一定会吞并其于版图之内，从而达到儒学所提倡的四海一家的理想模式。
第二种模式为羁縻，对距离中原王朝首都过于远，或者百姓过于“野蛮”的地区适用。
中原王朝通过外交或军事途径，让“蛮夷之邦”前来朝拜，进贡。
从而达到四夷来朝的儒学标准。
但这个方法同常会出现偏差，那些不知道礼仪廉耻为何物的周边小国往往体会不了中原王朝只让你表示恭顺，就给很多回赐的“良苦用心”，动辄造反，宣布不服王化。
而宣布不服王化后，他们亦没有太大损失。
沉浸在太平盛世假象中的中原王朝往往象征性地惩罚一下，让小国继续进贡，但随着使节回赠的物品会成倍增加。
久而久之，叛复无常居然成了一些“蛮夷”小国讨要好处的手段。
以朝贡为名义的勒索行为，也让中原王朝大为头痛。
第三种模式则为输送，这是大宋的独创。
在大宋自太宗之后与中原周边的国家战争中，无论占了上风还是处于下风，都喜欢以子女玉帛来平息对方的怒气，顺便显一显大国风范。
以至于北方民族的胃口养得越来越大，直到成为套在大宋脖颈上的绞索。
为几个商人的损失攻打他国，并派武装商团随军掠夺的外交政策，完全不符合华夏的大国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