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一封信，原本该写给第九镇的总镇吴长庆，除了张树声外，吴长庆也是皖系大将中地干员，与捻子同属皖北人氏，总不免有几分香火情。
况且，除了吴长庆外，攻到河南的两个镇里，皖系出身的军官极多，而且十有八九都是皖北人，有不少还根本就是与捻子们同乡本土，两镇在河南打清兵打的极狠，连袁甲三等人都一古脑杀掉，对捻子的事情到现在没有定局，未尝也没有这种乡土情地牵连作祟。
所以公文军令之外，又格外打了招呼，再不把捻子的事搞好，自然有不测之祸，连带整个皖系，都会吃亏。
当时的中国人极重乡党情谊，比如李鸿章这样心气极高地人物，向来并不服人，连他老师曾国藩的面子有时也不买，与湘军一系常有争功的事情出来。
不过无论如何，他镇节北洋在天津时，对皖北人特别照顾，北洋一脉当时几乎全是皖北人氏，连带整个天津的口音也被改变，张华轩对这一点当然心知肚明。
这是时代地弊病，一时当然无法，不过在他严令之后，皖系的人再敢回护捻子，那自然说不得，换人换将，总归会把事情做下去，而淮军中的皖北势力，非得大受打击不可，对这一点，李鸿章自然会看的清楚，转而把其中利害，分析给吴长庆等人去听。
做完这一件事，就是只等着赶往北京了。
等河南的淮军解决了捻子的事，以一镇之力向西，不要求短时间内接防新疆，不过夺取陕甘山西甘肃等地，则在半年到一年之期。
这几处地方，清军几乎无兵镇守，因为北京事急，后世名臣荣禄的父亲凉州镇总兵长寿在内，山海关总兵、山西总兵、甘肃总兵等各镇数十员总兵还有关外地将军，领着多则三五千，少则一两千地兵马，在这段时间内纷纷被调至北京勤王，清廷深知淮军与当日太平军的北伐军不同，也与列强地外敌入侵不同，这一次北伐之战，实在是清王朝的灭国之战，打胜了，南边看风色的督抚们自然就会翻转过来，继续往北京送钱送粮，也继续服从清朝的统治，败了，京师陷落，则一切不提，逃到热河回到关外，都不是办法，新朝，绝不会坐视满洲人逃回关外养好伤口重来的。
这样一来，又等于是满洲人的灭族之战了！这段时间以来，驻京的八旗兵各营，几乎都翻了一倍的人数。
什么锐健营、神机营和两翼前锋营的前锋马甲和护军人数都大为增加，宫廷护军侍卫，则几乎翻了十倍不止。
自清开国以来，旗丁日多，为了减轻负担，旗兵不断出旗，旗下各营疏于训练，几乎就成了笑柄。
而到得现在，汉军当然信不过了，北方原本也较少绿营，而倚重的正是僧王的马队，到得现在，什么也顾不得了，旗丁原本就多，也顾不得擅不擅骑射，总归先发下马匹兵器，归于建制，然后可资一用。
到五月底时，咸丰帝在北京明发上谕，一是给自己打气，好比夜路行走，需得口哨壮胆，二则也是给天下汉人督抚打招呼，满人重编，八旗满汉蒙古号称有二十万骑，决意与淮军死战，而督抚们则需向国家竭忠效力，不可观望，否则，将来必有算后账的时候！不过满洲人的武勇，天下人早就见识过了，上谕里尽管吹的满天冒泡，敢于相信满洲八旗战力的人却是寥寥无已，屈指可数。
如果说还有人能负天下之望，让人觉着与淮军可有一战之力的，也就是僧王僧格林沁手里的那几万兵马了。
僧王的主力，不消说当然是满蒙八旗的骑兵，最为彪悍的，当属那一万五千人左右的马队，其中黑龙江与蒙古马队各半，虽然在装备上远不能与淮军的中军镇相比，不过也算盔明甲亮，刀矛森然，而清朝犹以骑射立国，提起这最东北老八旗的马队以及蒙古马队来，又仿佛教人想起国朝立国之初满蒙八骑那彪悍无敌席卷天下的旧事，于是天下人俱是放眼来看，却等着淮军主力与满蒙八旗骑兵最后一战的日子。
就张华轩而言，他当然也明白僧格林沁的想法。
也就是背倚北京坚城厚壁，以定自己麾下军心，然后步步后退，直到在北京之前的平原地带，择一善地，与淮军决战。
这样的思路，与三年后僧王与胜保两人领步骑三万余人与英法联军决战的思路大致相同，背有坚城，激励将士军心，然后可以决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