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企图在淮安偷税漏税的商人都会遭到最严厉的打击，税务部门对商人而言比内卫还可怕，毕竟内卫的主业是肃清异已份子，而税务部门眼里盯着的只有商人，对打击不法商人他们有着极其高涨的热情，只要逃税被逮到，会让很多商人极其痛恨自己当初那种愚蠢地行为。
然后就是卫生消防城管诸多部门，任何一个部门都可能会与商人扯上关系，很多商人奇怪，大清地衙门很少，不过那么几个，就是这样也有很多人受不了盘苛而破产倾家，而淮安这里有这么多的部门，而商业活动反而开展地如火如荼。
不能理解，自然就困惑，在一时之间也就会把在淮安的希望还放在那些位高权重的大员身上。
留守淮安的阎敬铭是有名的铁面无私，凡是敢胆贿赂他的商人不但不会得逞，相反还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一来二去，打算在这个最高政务长官身上撬开破口的商人就完全放弃了。
接下来，自然就是没头苍蝇一样的乱转，察颜观色，企图在淮军高层找一个真正靠的住的代理人。
打发走了一群又一群的商人，丁宝桢也是松了口气。
其实跟在他身后的不仅是粤商，还有来自安徽与浙江等地的商人，有一群杭州商人异想天开，力劝军令部早打下江南，直入杭州，这样浙商凭借着原本在淮安早扎根的优势，就能够把手中的生意做大做强。
他们影响不到张华轩，也没有机会在大帅身边鬼扯，这就把目标换成了丁宝桢，搞的他不胜其烦。
而当大票人马走出州衙之后不久，很多人都是倒吸了口气。
州衙原本是建在城中的，不过海州在一年多前就面临着旧城改造的大局，当时州衙出卖了许多土了，手里的银子多的要花不完。
除了上缴之外，还可以截留一部分留做公用。
因为原本的海州城很小，州衙也不阔气，索性就在旧城外选址重新建了新州衙，距离旧城很近，而拆途了旧城城墙后，由新州衙回到原本的城市中心也很方便。
原本的旧衙门却是卖给了一个英国商人，据说还是个犹太人。
很难说海州知州周攀友是为了扩建州衙，还是贪图这个洋鬼子手里大把的银票。
从新州衙出门不过一刻钟的时间，人群已经变的拥挤开来了。
丁宝桢的护军和海州内镇的士兵，加上内卫、警察足有五六百人，他们远远散开警戒，却不能把熙熙攘攘的人群驱赶走。
这个规矩是大帅亲命，任何人不能违抗。
张华轩最讨厌那些清道肃静的仪仗，官员说是亲民巡视，却把百姓赶的远远的，道路封锁人员不得随意通过，这是亲民还是扰民？所以现在这些大员们也只能安步当车，只能在通过城市之后，才能到达内镇的卫所所在，然后再坐车骑马，赶向港口附近的水师学堂。
海州几乎是拆掉重建的。
这个州城地处苏北，既没有江南的繁华和人文，也没有淮安和扬州的盐利与漕运之利，所以原本在经济上并不发达，百姓只是温饱而已。
而出海口一开港口一建，停靠在海州的船只日渐增多，到了今年二月的时候根据统计，海州停靠的船只已经超过大清境内任何一个港口，甚至是广州港口与上海、天津等地的总和。
船只多了，来往客商当然也多了，水师的水兵和水手，寻常的海员，这些人都需要上岸休息，他们带来的货物和白银，使得海州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繁荣起来。
在铁路修通后，海州的发展只能用一日千里来形容了。
如果说历史上的上海发展是一个奇迹，那么海州的变化就是一个神迹了。
原本一个州城内只有一万多人的小城已经消失了，取代它的是完全新式的建筑形式。
海州的建设并没有如上海一般带着浓郁的殖民地色彩，与上海不同，海州的开放与发展是完全自主式的。
它的街道宽阔整洁，城市的绿化与下水道系统完全是后世一百年后的标准，十几里长的主干道两侧全部是高耸入云的楼房。
在海州，去年一年内修建的十层以上的高楼就超过了百幢，而地处原州衙所在的闹市中心，则建起了高达三十层的当时的远东第一高楼。
而这些高楼顶端那种飞檐拱斗的中国式的建筑风格，则让每个到达海州的中国商人为之自豪，却让那些白肤蓝眼大鼻子的洋商或水手们心情迥异不同。
这座城市显然是在以恐怖的速度发展，而这种发展，却是由比猴子还滑稽的中国佬们主导而致繁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