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总参认为直隶战场的淮军已经足够用了，现在直隶战场上淮军步步进逼而清军步步后退，看样子清军是要把防线紧缩，连天津也会放弃，然后在北京城附近的地方进一步把手里所有的力量都汇聚在一起，然后再与淮军打一场大会战。
吴穆记得早晨说起来的时候张华轩根本没有在意，眼前这个大帅当时更关注就要进行的淮安政务改革，而吴穆也深知政务改革的重要性。
这场改革之后，大帅手下文武彻底分开，文官政体也算是初步的稳定下来。
据吴穆这个政治上的菜鸟来看，大帅地政治体系多办是采用了明制，一些细枝末节与明制不大相同，不过总归能在汉唐的制度里找到一些端倪，至于大清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则基本没有留下。
如果是有心人来看，就会知道张华轩严重的削弱了君权，加强了内阁的相权。
同时，也加大了监督权。
同时，很多部门垂直到内阁，由内阁中央直接管理，而并不是地方。
这样一来，改制后的地方权力比诸清朝是严重地弱小了，虽然表面上地方有了独立自主地财权与官吏的任命权。
比如在大清，一个知县虽然是七品官，不过这个知县因为是第一线地亲民官，所以地位极其重要，不仅要由中央在进士及弟的知识分子内选用，而且在上任的时候还要陛辞，然后由皇帝亲自接见后才能上任。
当然，到了晚清后各种制度败坏，进士举人做得知县，捐官也做得知县，而且满清制度极其复杂，八旗内的破落子弟营运一番能做知县，由武改文能做知县，总之晚清时吏治败坏，知县这个亲民官成为不折不扣的扰民官，屡次大起义，吏治不清地方官员盘苛百姓，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无可辩白。
而俗语说破家知县，明清之交的知县虽不能和汉制相比，然则已经算是权力极重。
除了没有立法权外几乎囊括了地方上所有的权力，而相应于知县这种庞大的权力来说，对它的监督又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一个好的知县固然是亲民，而一个坏的知县却能把他所在的地方变成活的人间地狱。
新官制则大幅度的收回了地方政府乃至县级政府的权力，很多机构一直垂直到中央，由内阁直接制订工作计划与人员考核任免，知县留在手里的权力已经只剩下劝农兴商，而就是这些，还要受到相关垂直部门的层层把关与考核。
相比与军制改革来说，政治改革表现上没有军队那么重要和惊险，然而吴穆这样的楞头青都是清楚，如果政治改革失败，虽然现在看起来淮军无敌于天下，然而覆舟之危也就是分分钟的事情。
所以对这阵子张华轩对军事问题的忽略他也并不在意，反正淮军的前期做战准备工作早就到位了，而后勤方面也绝无问题，所以剩下的事情他自认自己这个总参也没有什么好指手划脚的，更不要说很少直接带兵打仗的大帅了。
俗话说，一个厨子眼里是没有伟人的。
张华轩在淮军上下威望之高已经接近半神，而在吴穆这样身边亲近的将领眼里，大帅固然是百年难遇的英主，然而大帅不长于军事细节这也是不可忽略的现实，事实上，吴穆相信他和大帅各领一营的淮军对决，最后胜利的肯定不会是大帅就对了。
被传唤的吴穆并没有费解太久，进房之后值星官奉命关上门外出，然后吴穆奉命读完了周攀龙的信件后便向着张华轩静静问道：“大帅召我来，恐怕是说和英夷不得不动手了？”“不错。”
张华轩点头道：“我对这英夷甚是了解，一次死了十多名兵丁，这一仗怕是非打不可，而且，如果打的不好，只怕是要旷日持久，直到分出胜负之后为止。”
吴穆神色凝重，半响过后方道：“若是如此，海上咱们固然不可与英夷争雄，陆上也会多处被袭，而此时淮军与清军大战在即，虽然咱们淮军打清军很是轻松，不过两线做战，终是不妥。”
淮军的讲武堂内最多的就是普鲁士与法国的教官。
现在的普鲁士正是不折不扣的现代军国主义国家，不论是贵族出身的容克军官团还是普通的民众对扩大自己国家的殖民地都有极大的兴趣，而扩大殖民地，无疑就要西对英法，东对俄国，两线做战是普鲁士饶不过的命题，而如何避免两线做战，或是速决得胜，在这个时代已经开始在普鲁士的军官团内流行开来，做为淮军讲武堂的讲官，这些心怀不轨的普鲁士人总是当着法国人的面大谈两线做战问题，或是大谈西线做战问题，这个话题搞的法国人极其郁闷，而其中的精要之处，自然被讲武堂的中国学生全盘接受，并深信不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