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是几个老手。
阿红、苏苏、还有那个断了一根手指的梅姐。她们不需要写信。
“三千铢，老地址。”梅姐把钱拍在桌上，像是在扔一团废纸，“只填数，不写字。写了也没人看，他们只认这个。”
她指了指那堆钱，嘴角扯出一个讥讽的弧度。
我机械地填写着单据。姓名、金额、地址。一张张汇款单像雪片一样堆叠起来。
昨晚露露在雨巷里被按在墙上撞击，换来的是这些钱；小蝶忍着恶心吞下客人的精液，换来的也是这些钱。
这些钱在芭提雅的黑夜里流转，沾染了体液和罪恶，然后在清晨被我这一支笔洗白，变成“曼谷餐厅领班的工资”、“正经生意的分红”，不知即将流向何方
等到人群散去，我翻开那个黑色的硬皮笔记本。
那是我的账本，也是我的日记。我开始记录。
2005年6月14日，无风，极热。
今日经手汇款一万四千铢。
南洋没有春夏秋冬，自然也没有为季节落差写就的伤春悲秋。
年轮在赤道附近搅成循环，花开叶落不等候怜悯，收成总被季风和雨水重新洗牌。
这里的日子是圆的，钱也是圆的。
女人们把身体卖出去，把钱换回来，寄回家，养大弟弟妹妹。
弟弟妹妹长大了，弟弟成了那个伸手要钱的酒鬼父亲的翻版，妹妹则坐上大巴，来到芭提雅，变成下一个小蝶。
这是一个完美的闭环。
人们对时间宽容，是因为不宽容又能怎样呢？
在这里，反抗是不合时宜的，只有顺从这个巨大的磨盘，才能延缓死亡。
我合上笔记本，把它塞进衬衫贴胸的口袋里。那硬硬的棱角抵着我的肋骨，让我感到一种隐秘的踏实。
中午，金霞醒了。
她照旧穿着那条艳俗的紫色纱笼，趿拉着拖鞋下楼找我。
“收摊。陪我去趟阿赞那里。”金霞的脸色不太好，眼袋浮肿，“娜娜昨晚烧了一宿，吃了退烧药也不退。我也没听见她咳嗽，就是在那儿说胡话。怕是沾了什么脏东西。”
我们随意在路边买了两份面康当午饭。
那是一种用假蒟叶包着的小食。
我摊开一片叶子，往里面依次放入干虾米、花生米、烤过的椰丝、切碎的红葱头、生姜粒，还有最重要的一截极辣的鸟眼辣椒，最后淋上一勺浓稠甜腻的罗望子酱。
一口塞进嘴里，各种极端的味道在口腔里炸开。辣、甜、咸、腥、涩。
金霞嚼着叶子，眉头紧锁：“阿蓝，你说这人要是没魂了，是不是容易招鬼？”
“娜娜说还想把她妈妈接过来呢。”我说，被辣椒呛得咳嗽了一声。
“她妈妈？”，金霞把一段辣椒啐到地上，眼睛向上翻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又咽下去了，
去阿赞那里的路要经过药房。
我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手指在刚刚洇出的汗渍上捻了捻。
药房的玻璃门擦得锃亮，那是这条街上唯一一块干净得反光的地方。我透过玻璃往里看，期待看到那个坐在柜台后读加缪的身影。
林确实在，但他不是一个人。
柜台前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白人老头，穿着花衬衫，脖子上挂着那种游客常带的相机。
老头正凑得很近，几乎是贴在柜台上，手里拿着一张地图在指指点点。
林没有像对待其他客人那样保持着礼貌的距离。
他微笑着，身体前倾，那张总是苍白冷淡的脸上，此刻挂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生动的神情。
那是一种近乎讨好的热切，或者说是一种只有在面对同类时才会流露出的松弛。
老头的手看似无意地覆在林的手背上，轻轻拍了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