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知道具体原因，或许是因为那种面对巨大未知时的生理性恐惧，又或许是因为她深知自己这身皮囊离了这灯红酒绿的滋养就会迅速枯萎。
面对一个能够彻底粉碎现状、重塑命运的可能，人表现出的往往不是勇气，而是对未知的极度负重感所引发的退缩。
她拒绝了，理由早已在岁月中磨灭，只剩下一种无法被言说的空洞。
少爷一气之下回了香港，按照家族的意愿娶了名门小姐。
那是一场建立在赌气与妥协之上的婚姻，爱与恨在其中早已失去了分明的界限。
就像人们常说的“恨海情天”，但我此刻看着他们，觉得这个比喻并不准确。
爱不是天空，恨也不是大海。
爱与恨更像是一组镜像，天空本身是虚无的色块，它的蔚蓝全赖于大海的折射，而大海的深邃又承载着天空的投影。
这种纠缠不是为了达成和解，而是一种互相寄生的消耗。
十年前，那位名正言顺的少爷夫人病逝。
从那时起，这位少爷就开始频繁往返于香港和马来西亚，名义上是打理家族在南洋的橡胶园生意，实则是为了每年这几个月，能窝在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看着老乐一点点老去、腐烂。
这是爱吗？
这绝不是爱，爱太干净了，容不下这么多算计和辜负；这也不是恨，恨太激烈了，经不起这么多年的消磨。
这更像是一场漫长的、没有终点的博弈。
少爷看着老乐现在的样子——臃肿、衰老、病态——仿佛是在审视自己当年的那个伤口，又像是在通过这种方式惩罚自己。
他们之间横亘着那片看不见的海，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粘稠感，像马来西亚雨季的湿气，黏在皮肤上，甩都甩不掉。
“她这辈子就毁在这点药上，又靠这点药活着。”少爷转过头看向我，声音里带着一种轻微的沙哑，打破了我的沉思。
“药是必须要吃的，否则她撑不过今晚的场子。”我回答，语气尽量保持平静，试图掩饰内心的波澜。
“场子？她还在乎这个。我看她是在乎那点可怜的掌声，还是在乎我这个老头子有没有在台下看她。”他自嘲地笑了笑，从背带裤的口袋里摸出一只精巧的银制烟盒，弹开盖子递给我一支，自己也叼了一支，却不点火。
那是一种极其老派的做派，手指修长，指甲修剪得圆润干净，与周围肮脏的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您今晚还看吗？”我问。
“不看了，看多了折寿。等她这阵药力上去，我就带她回去。你也跟着吧，阿蓝。有些事，阿乐说不清楚，我也说不清楚，但总得有个年轻人在场。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见证’吧，哪怕见证的是一堆垃圾。”
少爷没有征求我的意见，语气里有一种习惯性的发号施令。
我们从后台的侧门溜出去，外面停着一辆沾满泥浆的老式吉普车，车身布满了划痕，像是一头经历过无数次丛林战役的老兽。
少爷把半昏迷的老乐塞进副驾驶，自己跳上驾驶座，示意我上后座。
车子在雨夜的街道上横冲直撞，他开车的风格和他的人一样，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疯狂。
车厢里弥漫着一股陈旧的皮革味、机油味和某种昂贵的古龙水混合的味道。
老乐在前面睡得像具尸体，随着车辆的颠簸像个坏掉的玩偶一样晃动。
少爷一只手扶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夹着那根没点的烟，偶尔透过后视镜看我一眼，眼神里似乎藏着某种想要倾诉的欲望，但最终只是化作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
车子最终停在了一栋破败的骑楼下。
这是老乐租住的地方，一栋属于上个世纪的遗物，墙皮脱落，露出里面青灰色的砖块。
我来过几次，但从未想过这位看起来就身价不菲的少爷竟然也住在这里。
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黑暗中只能听见我们沉重的脚步声和老乐粗重的呼吸。
少爷扶着老乐，动作熟练地从背带裤口袋里摸出一串钥匙——他竟然有这里的钥匙。
推开那扇斑驳的木门，屋里的景象让我有些错愕。
原本狭窄拥挤的一居室被塞得满满当当，到处是过期的杂志、缺了胳膊断了腿的模特架子，还有成堆的旧衣服，空气中弥漫着霉味和樟脑丸的气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