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任叫朴东洙，原奉天朝鲜商会会长，亲日富商。他坐上这个职位之前就一直在配合日军强征朝侨土地、贩卖鸦片。他觉得自己跟李基焕不同——李基焕是翻译出身，优柔寡断，骨子里还是个怕死的基督徒，而他是商人，有钱、有人脉、有保镖，在奉天混了十多年，街上每一家朝鲜人开的铺子都要给他交份子钱。
他不怕金在根——他甚至琢磨过，等风声过去之后，能不能用自己的人脉把金在根从奉天城里翻出来，送给关东军当晋升的投名状。
那天他照常从商会下班，坐进自己那辆黑色的福特轿车后座。司机是自己人，跟了他五六年，从他在安东开第一间当铺时就给他开车。
他靠在后座皮椅上闭目养神，盘算着下一批劳工的名额能不能从关东军那里多换几车水泥，忽然车停了。停的地方不是他的宅子门口，是一条窄巷——消防车进不来、路灯照不到、连野猫都不愿往里钻的那种窄巷。
他还没来得及开口问，两侧车门同时被拉开。金在根和朴正勇从两边上来，按住他的双肩。他张了张嘴，喉咙里刚滚出一个“你”字，金在根的短刃已经捅进去了——不是一刀，是一百多刀。每一刀都不致命，每一刀都扎在神经密集的地方：小腹、大腿内侧、胳膊窝。
车里弥漫着血腥味儿和尿骚味，朴东洙的意大利皮鞋在皮质座垫上蹬了几下，蹬掉了一只，袜子破了个洞，露出冻疮的脚趾。
他的尸体被挂在奉天城门示众，西塔街口的朝鲜人清晨打开门板，看着城门口那个随风摇晃的人影，有人在屋里烧了一炷香，跪下给亡故的亲人磕头。
第三任叫崔昌洙，关东军特务机关培养的特工。他敢接这个职位——前任是商人，前前任是翻译，他是真正的特务。
他在朝鲜总督府警务局受训，在关东军情报部实习，受过反暗杀训练，明白如何检查车辆、检查信件、检查每一道门锁。
他接任之后的第一件事是在自己办公室里装了防爆玻璃，把每一次会议的时间地点全部随机安排，身边的贴身警卫全部换上关东军直接派遣的便衣宪兵。
他觉得自己可以抓住金在根。
然后他在办公室收到了一个来自家乡的包裹。包裹不大，牛皮纸包着，绳子系得很紧，寄件人是村公所隔壁杂货铺的名字。
这些他都检查过——托日本宪兵去村里调查，寄件地址确有其人。信也看了好几遍，是妈妈的笔迹，说泡菜是开春新腌的，萝卜比去年甜。
他坐在办公桌前，看着那坛泡菜，打开封口的油纸，闻到那股发酵的酸辣味从坛口升起来的时候他没有警惕——那是他熟悉的味道。
然后泡菜就炸了。
黏稠的血肉和鲜红的泡菜糊得满屋都是，办公桌上的文件全被震飞，墙上那张关东军的委任状被冲击波撕成两半，崔昌洙的那颗特务脑子从沙发上滚下来掉在碎泡菜坛子里，和泡菜混在一起分不清哪片是萝卜哪片是耳朵。
第四任就是金秉祚。
金在根死之前杀的最后一个人是他，也不是他——金在根没能亲手杀他，他在办公室里如坐针毡般地活人其实比棺材里的死人更怕黑。
站在金秉祚的角度看，这简直是人间地狱。金在根已经杀了三个会长，每一个都比上一个死得更碎、更离谱、更让人胆寒。他当这个会长之前是朝鲜人民会的情报组长，那些死讯都是他亲手整理成报告上交的。
他知道自己是第四任，知道自己接的是断头台，知道日本人拿枪顶着他的后脑勺逼他就任时根本没打算让他活过明年。他现在半夜不敢回家，出门带十几个保镖，睡觉的时候枕头底下压一把南部十四式手枪，保险永远开着。
他更怕的是日本人翻脸——劳工配额完不成，日本人说换就换，换掉的人不会再回到朝鲜人民会，而是被塞进闷罐车直接拉到苏美洋挖壕沟。他不怕金在根杀死他——他怕的是金在根让他死在日本人手里，那是朝奸的报应，比子弹难熬。
金在根死在奉天火车站。
他没有死在教堂的告解室里，没有死在轿车的后座上，没有死在办公室里被泡菜炸烂。他死在铁轨边，死在枪弹最密集的交叉火力中央。
他死的时候是站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