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垣从没轻视过苏美洋，从没轻视过楚中天。毕竟，那是一个跟自己斗了十年的男人。轻视他，就等于把自己的十年时间变成一个笑话。
但安达一战让他意识到，自己似乎还是低估了苏美洋。一个镖师带着几千杂牌军能拖住他十一天——十一天，够他的关东军从沈阳推到锦州再推回来。而那个镖师手里没有重炮，没有飞机，没有坦克，只有几条土壕和一堆沙袋，外加一本翻烂了的《守城要略》。他坐在安达城外的临时指挥部里，反复翻看参谋送来的战报，试图从那些密密麻麻的伤亡数字里推算出苏美洋真正的防御底牌。算不出来。安达只是一个前哨，一个连城墙都没有的铁路小镇，苏美洋本身是一座工业城市。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是兵力乘以几倍的问题，是战争的维度完全不同。
他需要时间。他手里现有的兵力在安达消耗了太多弹药和伤亡两三千人，重炮被楚中天炸了个精光，士气受挫，补给线被张海天破袭得千疮百孔——后方传来的最后一封电报只写到一半就断了，参谋在纸上写了一句“巡道列车在林甸以北遭遇伏击”，然后就是一个长长的墨点，笔尖戳在纸上，再也没能写下去。板垣知道那列巡道列车回不来了。在这种情况下贸然推进到苏美洋城下，等于拿残血之师去撞一座他至今没摸清底细的工业要塞。
所以，他选择在安达停军扎营。他要等后方运来的坦克和大炮，还有补充的兵员。他要稳住，这是他最擅长的事——稳住，算清楚，然后一波碾过去。
苏美洋的气压很低。安达的惨烈不是传闻，是撤回来的残兵用眼睛和伤口带回来的。盖中华瘦脱了相，眼窝陷下去，颧骨突出来，站在楚中天身后的时候整个人像一杆被风吹了十一年的旗；张海天腿上那块夹板还是盖中华用凳子腿钉的，被抬进医院的时候他昏迷着，手还保持着握枪的姿势，几个护士合力才把枪从他手心里掰出来；孙国栋光着一只脚踩在碎石和弹片上走了几十里地，进了城才发现另一只脚上的布鞋不知什么时候跑丢了，鞋面上的补丁是盖中华缝的，针脚粗得像麻绳。这些都是苏美洋百姓在街头巷尾亲眼看到的。认识盖司令的老乡老在镇口迎他，看着他从一个腰板笔直的壮年汉子变成一根被榨干的骨头，不敢上前搭话，只是站在路边，默默地摘下帽子。
战争从抽象的名词变成了具体的人。苏美洋大多数的人，还都只是“民”而不是“兵”。
恐惧吗？也许吧。但更多的其实是愤怒。
他们亲手盖起了安置楼——不是政府的安置房，是苏美洋自己的安置楼。砖墙是自家男人在厂里一块一块烧出来的，灰浆是自家兄弟在工地上搅拌的，地基挖下去的那天，全家人扛着铁锹去帮忙，满身满脸都是土，晚上回家累得连筷子都拿不稳。他们跟着建筑队从地基看到封顶，看着自家的窗户从空荡荡的墙洞里安上去，墙面从裸露的红砖变成粉刷的白墙。子弟学校的课本是楚天王从关内学校要回来、印刷厂自己印制的，封面上印着“苏美洋子弟学校”七个字，翻开第一页是芬恩先生写的前言，他的字比他的嘴好看。医院那台x光机是芬恩先生从美国送来的，装上之后还没用过几次，院长说那是全东北最好的机器，能照出骨头里的碎弹片。剧院那个舞台，自己还没去听过一回戏，袁克文排的新剧《穆桂英挂帅》还没公演，海报还贴在剧院门口的公告栏上。
他们花了十几年，把一片荒甸子建成了家。这些东西在战争面前没有自保能力——砖墙挡不住炮弹，课本只是纸，x光机照不出地雷。但它们才是“家”这个字真正的分量。所以当战争逼近的时候，这些人感受到的不是单纯的恐惧，是比恐惧更复杂的东西——是一种压在胸口的、喘不上气的不甘心。
虽然听过无数次日本人随时会来、战争随时会降临，但直到安达的残兵撤回来，他们才真正看见战争的脸。它不穿军装，不拿枪，它只是把你认识的人从四千多个变成几十个，然后让那几十个人的脸从陌生变成你认不出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