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炮没停步。他就这么一手拨开刺刀、一手抡锤砸下去，横冲直撞，一路无人能挡。有日军从侧面冲过来，刺刀直刺他的腰侧，他侧身闪过，锤子横扫回去，正砸在那人的肩膀上。肩胛骨的碎裂声被爆炸声掩盖了，但那人身体一歪、手臂软塌塌垂下去的样子，所有人都看见了。三炮从两具尸体之间跨过去，脚下踩过钢盔帽檐上那枚铜质五芒星，五芒星被踩变了形，嵌进冻土的裂缝里，又被后来人的军靴踩得更深。
郭老西儿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骂骂咧咧地从战壕里跃出：认识你们俩王八蛋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话音没落，他已经跟在包达身后，刺刀撞上了日军的步枪，两个人刀对刀地绞在一起，刀刃摩擦发出刺耳的金属刮擦声。
孙国栋缩在战壕里。他的步枪架在胸墙上，枪托抵着肩膀，左眼贴在照门后方。他的任务不是冲锋，是盯着对面战壕，防止有人放冷枪打中正在冲锋的人。他的嘴里叼着一块肉饼——不是那种家里烙的肉馅饼，而是苏美洋食品厂专门给前线士兵补充营养的压缩肉饼。长条形，用碎肉压制成型，加了盐和糖，嚼起来又硬又咸，但吞下去之后胃里是实打实的。
楚中天答应过他，说给他带肉吃。第二天，后勤的人就扛着几箱压缩肉饼送上了前线。楚中天只说了一句话：管够。于是孙国栋的嘴里就永远叼着一块肉饼，蹲在战壕里嚼着，瞄准着，把对面战壕里每一个探头的钢盔都记在小本子上。他记的是一排排字，每个字代表一个被他打掉的目标。本子的纸张已经被翻卷了边，铅笔头短得只能捏在指尖，但他的字迹依然工整得可怕。
今天，楚中天不在前线。作战室里有事情。
德米特里·沃尔科夫站在苏美洋作战室的中央，身姿挺拔得像一根钉进水泥地里的钢筋。他是苏联远东志愿团苏美洋苏联教导团的总政委，负责全团的政治督导和军事训练。这位高大魁梧的苏联人此刻没有披着他那件标志性的军大衣，只穿着深棕色的呢料军装，腰间佩着手枪，肩章上的红星在灯光下泛着暗哑的光泽。他的颧骨很高，眼窝深陷，面部有常年在战壕里磨出来的风霜痕迹——那是1918年到1920年在白俄战场上留下的，他的左耳在彼尔姆战役中被弹片削掉了一小块，至今缺着一个半月形的豁口。他说话的时候，整个作战室都安静了下来。
郭司令！沃尔科夫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像从胸腔底部顶出来的，带着一股压不住的韧劲，苏联教导团全体官兵请求参战。
他的中文带着浓重的俄语口音，但语法工整，用词准确，一听就是在苏美洋待了足够久的那种外国人——足够久到把这里的战士当成了自己的兵，把这座城当成了自己的阵地。我们不是只会教人走队列、教人开枪、教人装炮弹！我们也是军人！是苏美洋的军人！
郭松龄站在作战桌前，一只手按着摊开的前线地图，另一只手无意识地摩挲着腰带上的铜扣。他有些头疼。
不是对沃尔科夫有什么意见，恰恰相反，他太清楚教导团这些人是什么成色了——从苏俄内战打出来的老兵，白俄战场上流过血，远东的冻土上蹲过战壕，论堑壕白刃战的经验，整个苏美洋没人比他们更熟。
但问题不在这里。沃尔科夫先生，郭松龄斟酌着用词，他的手指在地图上轻轻敲了两下，你们当然是苏美洋的人。从远东志愿团成立那天起，你们就是。但你同时也是苏联军人。你们如果直接参战——他顿了顿，没有说下去。后半句话不需要说，在场的人都明白：苏联人直接出现在对日战场上，这个责任太大，大到不是他郭松龄一个前敌总指挥能承担的。
沃尔科夫身后，亚历山大·库兹涅佐夫往前迈了一步。这位教导团的副政委是个火爆性子，说话直来直去，从不拐弯。
天知道一个如此性情的人是怎么被安排去负责高级政工督导工作的——也许是在苏俄内战时，他的政委经历让他学会了在战壕里跟士兵一起冲锋，而不是坐在后方念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