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大萧条像一场没有尽头的暴风雪，把整个世界埋进了寒冬。
日本本土那本就摇摇欲坠的经济，彻底烂透了。
横滨港的码头工人蹲在栈桥上，从早到晚等不来一艘货船，港口仓库里的生丝堆得发霉，出口额跌到五年前的零头。
名古屋的纺织厂一排排关了门，女工们抱着纸箱站在厂门口，纸箱里装着她们全部的私人物品——一双木屐，半块肥皂，一张从日历上撕下来的昭和天皇御影。
东京的失业者挤满了上野公园的长椅，有人把报纸盖在脸上睡觉，第二天早晨被人发现时，报纸下面的脸已经凉了。
乡下更惨。
1931年日本东北地区遭遇冷害，稻穗还没灌浆就被霜打成了干草，米价却因为政府为了维持军需采购而被人为压低。
农民种出来的米不够交租，交完租不够自己吃，吃完冬粮开春就没有种子。
青森县的山村里，整村的年轻女人被家人卖进城里——不是去工厂，工厂早就不招人了，是去妓院。
她们坐在开往东京的夜行火车上，怀里揣着家里用卖身钱换来的一小袋米，车窗外的风雪刮得她们睁不开眼，没有一个人说话。
长野县的报纸上登过一则新闻，某村八十三口人集体服毒，因为冬天实在没有东西吃了。编辑把这则新闻放在了第四版的角落里，旁边是纺织厂招工广告，那家厂半年前就已经倒闭了，但广告合同还没有到期。
财政省的大臣们在首相官邸里焦头烂额，翻来覆去地算一笔账：黄金储备见底，外债到期，军费开支压不下来——在军部看来不仅不能压，还得加。
海军咬着华盛顿条约的份额一吨一吨地要新舰，陆军盯着苏美洋的情报一份一份地要新装备。财阀们的工厂机器还在转，但利润已经被军费榨得所剩无几。
农村饿死人，城市失业爆炸，财阀不满，军部躁动，内阁摇摇欲坠。整个日本像一口快要烧干了的锅，锅底已经烧红，锅盖被蒸汽顶得突突直跳，所有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下一口饭从哪里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同一个答案。
东北。不，在日本人的词汇表里，它叫“满洲”。
那里有抚顺的煤炭，露天矿坑沿着山脉绵延十几公里，煤层的厚度足够日料开采半个世纪。
那里有鞍山的钢铁，铁矿石品位高得让欧洲的矿主们嫉妒得捶胸顿足，炼出来的钢坯装上火车，可以直接拉到旅顺港装船运往本土。
那里有大兴安岭的木材，原木沿着松花江顺流而下，在哈尔滨的锯木厂里被切成方木，再装进闷罐车里发往日本——日本本土的森林已经被砍得所剩无几，连寺庙的柱子都开始从朝鲜进口。
那里有松嫩平原的黑土，抓一把土在手里，油润得像泡过猪油，种下的大豆能在秋收时压满粮仓，榨出的豆油顺着中东铁路往西卖给苏联，豆粕则往南装船运回日本当肥料——没有这些肥料，日本的稻田连现在这点米都产不出来。
东北的煤炭、钢铁、粮食、大豆、土地、市场、工业原料，在日本大萧条的绝望深渊里，不再是“一块值得觊觎的肥肉”，而是一根从悬崖上垂下来的救生绳。
农村需要东北的大豆和粮食来填饱肚子，财政省需要东北的煤炭和钢铁来支撑军需，军部需要东北的土地来安置退伍士兵，财阀需要东北的市场来消化过剩产能。
没有东北的经济续命，日本这个泥足巨人会在自己的重量下轰然塌倒。从内阁到军部，从天皇到财阀，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日本已经别无选择。
但他们是小人之国——他们需要东北，却不敢堂堂正正地对着全世界说：我们要侵略中国了。
国际联盟在日内瓦挂着仲裁者的招牌，英美的外交官们盯着太平洋上的每一艘日本军舰，苏联的教官们正在苏美洋训练郭松龄的炮兵。
他们必须走外交流程，必须被欧美施压，必须被苏联警告——然后他们选择了一个无耻却精明的主意：装孙子。堂堂一国还装孙子，这不是当那啥还要立牌坊又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