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让他们相信：这个国家还有人可以依靠。不是依靠一个神，不是依靠一个救世主，是依靠他们自己，依靠他们自己的勇气、韧性和信念。富兰克林只是那个把这些东西从他们心里唤醒的人。
典礼结束后，富兰克林坚持乘敞篷车返回白宫。雨还在下，车底积了半英寸的水，他的皮鞋浸在水里，裤腿湿了一大截。助手劝他换一辆封闭的车，他拒绝了。他要把这个姿态做到底——他要让每一个人都看见，他站起来了。不是他替他站起来，是他替他自己站起来。
下午，他在白宫观礼台上站了足足一个半小时，冒雨观看游行队伍。游行的人里有骑兵、步兵、海军陆战队员，有来自各个州的民兵，有打着“我们相信罗斯福”标语的老百姓。他们从宾夕法尼亚大道走过，有人对着观礼台敬礼，有人扯着嗓子喊“罗斯福”。富兰克林微微点头，有时抬手致意，有时把手放在轮椅扶手上，又拿起来。他站了整整一个半小时，没有人知道他每一次把重心从一条腿换到另一条腿时，要咬紧牙关才能不让自己倒下去。
这一天结束时，华盛顿的空气变了。不是天气变了，雨还在下，风还在刮，冻雨还是打在脸上生疼。是人的表情变了。那些从国会山散去的人，脸上不再是麻木、绝望、死寂。他们的眼睛里有了光，很微弱，像是风里的蜡烛，随时都会灭，但它确实在亮。那种光从华盛顿出发，沿着铁路线、沿着公路、沿着电报线、沿着无线电波，向整个美国蔓延。
第二天，银行挤兑逆转了。那些排了几个月队取钱的人，开始排队存钱。不是因为他们有了钱，而是因为他们相信：把钱放在这家银行里，不会丢了。信心的链条一旦重新咬合，齿轮就开始转动了。
不是复苏，是复苏的开始。不是希望，是希望的开端。富兰克林·罗斯福用一场十二分钟的演讲，没有解决任何一个实际问题。但他解决了那个让所有问题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恐惧。
全世界的报纸几乎都登出了两张照片。一张是1912年，西奥多·罗斯福就职典礼，身后站着五个人。那时芬恩·李三十二岁，约翰·马斯顿三十九岁，亚瑟·摩根四十九岁，戴维·卡兰德四十七岁，麦克·卡兰德四十四岁。五个人穿着黑色的大衣，站在西奥多身后，像五根柱子。那一年，老罗斯福意气风发，芬恩还留着那头火红的头发，亚瑟的腰板还像枪杆一样直。
另一张是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职典礼，身后依然是这五个人。时隔二十一年，芬恩·李五十三岁，约翰·马斯顿六十岁，亚瑟·摩根七十岁，戴维·卡兰德六十七岁，麦克·卡兰德六十四岁。他们的头发白了，腰弯了，脸上的皱纹深了，但他们还站在那里。五根柱子，一根没少。
芬恩悠悠叹了口气，放下了手中的报纸。他坐在罗斯福的办公桌对面，背靠着沙发，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报纸边缘。窗外华盛顿的雨已经停了，但天空还是灰蒙蒙的。
富兰克林隔着办公桌微笑。他刚刚签完一份行政令，钢笔还搁在手边的墨水瓶上。他看了芬恩一眼，目光从芬恩花白的头发上滑过，落在芬恩夹着报纸的手指上。那双手他认识了很多年，比从前更粗糙了，指节更大了，但还是一样稳。
“怎么？是因为自己老了而叹气吗？”富兰克林的声音里带着笑意，但那笑意底下有一层很薄的东西，像冰面上的水，一晃就会破。他也老了。五十一岁的总统，鬓角的白发比四年前多了整整一倍。
芬恩没有回答。他掏出香烟点上一根，火柴划了两下才划着，火苗在指尖晃了晃，他用手拢着，凑到烟头上。他吸了一口，烟雾在肺里转了一圈，从鼻孔里慢慢喷出来，在两人之间的空气里翻卷、上升、消散。
富兰克林默默地把桌上的烟灰缸朝他推了推。那个烟灰缸是陶瓷的，白底蓝边，边角磕掉了一小块。芬恩用它用了不知道多少年，以前每次来白宫，西奥多罗斯福都会把这个烟灰缸从抽屉里拿出来，放在桌上最顺手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