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走带站大半宿，脚底板磨出了血泡，有人把鞋脱了，光着脚踩在雪地上走了几步，又穿上了——不是脚不疼了，是冻得没知觉了。有人把枪从右肩换到左肩，又从左肩换到右肩，肩膀被枪托磨得生疼，疼到后来也麻木了。有人走着走着忽然绊了一下，低头一看，雪地里半埋着一只军靴，靴筒上还系着鞋带，鞋带系得很紧，打的是死结——那是治安军的靴子，靴子里面是空的。
没有人停下来。
板垣站在指挥所前，望远镜已经端得双臂发酸。这几个月来，他一直没有换过望远镜——镜筒皮套上那个在安达被弹片崩出的豁口还是老样子，豁口边缘的皮革翻卷着，露出下面发亮的黄铜。他用这面被炸过一次的镜子，看完了从安达到苏美洋的每一场仗。
他看到了城门口出现的一群人。他们不是正规军的军装，那些人穿得太杂了。有的人穿着联防队的蓝色棉袄，有的人干脆裹着一件不知道从哪个工厂领来的灰布工作棉服，里面鼓鼓囊囊塞着棉花，腰里系着皮带，皮带上挂着手榴弹。有的人连件工作服棉袄都没穿，穿的还是学堂的制服。有的戴着学生帽，有的连帽子都没戴，头发被冻成一缕一缕的冰凌，脸颊和耳朵冻得通红，但手里的枪端得稳稳当当。
那是冯庸带着的学生。他们在工厂花了大半宿，终于走完了领武器的全部手续——登记、签字、核对学籍、按手印、领枪、领弹、上膛、检查保险。仓库的管理员姓孙，五十多岁，河北人，在苏美洋待了七年，从来没上过前线。他把最后一个学生送出库房大门时，回头看了一眼空了大半的仓库，木箱散了一地，地上有散落的登记簿纸页，铅笔头滚在角落里。
他蹲下来把纸页捡起来摞好，把铅笔头捡起来放回桌上，又把桌上的墨水瓶盖拧紧。然后他从墙上取下自己那杆步枪——那枪是他来苏美洋第一年发的，枪托上磕了好几道印子，枪管擦得锃亮。他往弹仓里压了五发子弹，拉栓上膛，又退了回来，把子弹重新压了一遍。
他把枪背在肩上，锁上仓库的铁门，铁锁咔嗒一声扣死。他转身走了几步，又回来，推了推门，确认锁严实了，然后头也不回地跟在学生队伍的后面，一起往城南去了。
他的脚步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走在队伍最后面，跟那些学生隔着几步远的距离。有人回头看了他一眼，他只点了点头，把烟斗从嘴里拿下来，在鞋底磕了磕，又塞回怀里。
板垣看到了这些人沿着城墙根往外涌，乌泱泱的，像一条灰色的河，从城门洞里倾泻而出。他们手里的枪……自己似乎在照片上见过——是欧美国家用的堑壕霰弹枪，温彻斯特m1897，泵动式，管状弹仓，近战火力极猛。他见过美军的训练照片，那些端着堑壕枪的士兵，在战壕里一泵一推，一喷一大片。
他看清了那些人之后，手开始抖。不是害怕，是他知道那些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座城里已经把所有能拿枪的人都填上来了，学生、库管、联防队、治安军，不分老幼，不分兵民。
指挥刀不安地敲击着马靴，发出细微的、有节奏的声响，像秒针在倒数。
他看见那些灰色的身影汇入苏美洋的队列，在已经打到焦黑的战场上，越来越多年轻的、没受过伤的人填进了战壕。有人跑得很快，冲在最前面；有人跑得慢，落在后面，但没有人停下来。
板垣放下望远镜。手指在镜筒上停了一瞬——不是犹豫，是他在数。他在数安达，数这四个月，数自己这十年。数那些从哈尔滨出发时还意气风发的年轻士兵，此刻有多少还活着。数这面望远镜看过的每一次冲锋、每一次溃败、每一次堑壕被对方的炮火犁开又被自己的工兵填上。
他的手指从镜筒上慢慢松开。
他忽然觉得自己很累。不是身体累——是指挥这四个月把一个人从骨头里往外抽干的那种累。像一个一直绷着的弹簧，忽然失去了所有的张力，软塌塌地挂在那里。
他对身后的参谋说，声音很平静，平静到让一直跟着他的那个年轻参谋抬起头来，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发信号吧。告诉苏联人，楚中天今天赢不了，但板垣征四郎认输了。关东军，撤。”
年轻的参谋站着没动，像是没听懂这句话的意思。他不是没听懂，是不敢信。他跟着板垣从哈尔滨一路打到苏美洋，见过这张脸上出现过的所有表情——愤怒、隐忍、焦躁、不甘。但此刻这张脸上什么都没有。没有愤怒，没有屈辱，没有咬牙切齿的不甘。只有累。
板垣没有等参谋做出反应。他把指挥刀缓缓收回鞘中，刀身入鞘时发出一声轻响，像是叹息。他转身走向指挥所角落那箱还没来得及送出去的弹药补给，弹药箱上面盖着一张破旧的毛毯，毛毯边角被冻硬了，折过来折过去都盖不平。他在弹药箱边上找到了那面望远镜的皮盒，皮盒的铜扣已经锈了，他用指甲抠了一下，没抠开，又抠了一下，铜扣弹开，咔嗒一声。
他把望远镜装回去，带子绕好。动作很慢，一圈一圈，最后一圈绕到镜筒中央时带子打了结，他没有解开，把结按紧，塞进了挎包里。从安达到苏美洋，这面镜子从他手上摔过无数次，镜筒磕扁过又被工兵敲回来，目镜的橡胶圈掉了一截他用绷带缠上。现在他把挎包的皮扣扣好，然后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指挥所。
他的军靴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没有回头。苏美洋城南，零星的喊杀声又开始响起。
但板垣身后的那个参谋知道，不管外面的仗还要打多久，板垣征四郎的战争——已经打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