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三万人的白刃厮杀，从下午一直打到凌晨。双方打了超过十四个小时。
原本纵横绵延十五公里的日军堑壕体系，被冲得稀碎。没有一条连续的前线，没有明确的敌我分界，十几公里的冻土平原上，到处是弹坑、被炸塌的壕沟和半埋的尸体。
双方的阵地像犬牙一样互相穿插：有的地方日军占了壕沟的东半截，苏美洋占了西半截，中间只隔了一个拐角，伸手就能摸到对方的刺刀；有的地方一个弹坑里蹲着三个苏美洋士兵，旁边五米的另一个弹坑里就趴着四个日本兵。
没有任何一个阵地是安全的。你背后的壕沟可能藏着日军的摸哨队，你面前的雪堆里可能埋着苏美洋的突击小组。
双方并没有罢手。借着月光和雪地反射的那点儿能见度，依旧在死战。
也许是贼老天真的有好生之德？
凌晨两点，天空又飘起了雪花。起初是细碎的雪粒，打在脸上像有人拿砂纸轻轻蹭，后来雪越下越密，成片成片地往下落，落在钢盔上发出沙沙的轻响，落在冻僵的尸体上，盖住他们还没闭上的眼睛。阴天了，月光都没有了。天地之间只剩下一片混沌的灰白，分不清哪是天，哪是地，哪是生，哪是死。
双方形成了一个诡异的默契——不再搞大规模的冲锋了，这种能见度，冲上去也是送死。也不再开炮了，炮弹打出去，不知道炸死的是敌人还是自己人。
苏美洋的班长们把手下聚拢，分成三拨。
第一拨是最精锐、体力最好的士兵，比如最后上来的李景林所部。他们负责趴在壕沟边缘放哨，或者组成三五人的小分队，瞅准机会摸进对方的阵地割哨兵的喉咙。李景林把二郎刀从布裹里抽出来，刀刃在雪光下泛着冷白色的寒芒。他用拇指试了试刃口，没说话，只是把手一挥，带着人消失在前沿的黑暗里。
第二拨士兵坐在壕沟里，枪上膛，保险打开，随时准备支援。他们不能睡，只能靠在壕沟壁上闭目养神，耳朵竖得像兔子一样。只要听到前面有枪声或者惨叫声，立刻端着枪冲上去。如果十分钟内没有动静，就换第三拨上来待命。
第三拨人趁机休息。但他们的休息状态，比打仗还折磨人。
他们不能躺下——零下四十多度的天气，躺在雪地里十分钟就会冻僵，再也醒不过来。只能坐着，把脚埋在雪里，把枪抱在怀里捂枪栓，防止枪油冻住。不能脱衣服，不能摘帽子，不能解鞋带——随时可能有敌人摸过来，必须做到一秒钟就能端枪射击。不能睡死——最多只能打个十几分钟的盹，然后会被冻醒，或者被旁边的人推醒。
很多人坐着坐着就睡着了，头一歪，就再也醒不过来了。嘴里必须叼着一根辣椒或者一块生姜——用来提神，防止困得睁不开眼。有人辣得眼泪直流，混着脸上的硝烟和血痂，淌进嘴里，咸的，辣的，苦的。
双方都是老兵。在互相摸了不到一个钟头的哨之后，进入了“默契停火”的状态。
没啥别的原因，就是太累了。从下午打到后半夜，连续十几个小时的白刃战和冲锋，士兵的体力早就透支到了极限。零下三十度的天气，穿着棉袄跑一百米就喘得不行，更别说端着刺刀拼杀了。但白天拼了命抢下来的每一个弹坑、每一段壕沟，都是用战友的命换的。你晚上撤了，第二天早上就得再用更多的命抢回来。所以哪怕只剩一口气，也得死守在自己的位置上。
有人靠在壕沟壁上，闭着眼睛，手指还扣在扳机上。有人把自己的脚从冻硬的靴子里拔出来，脚趾发紫，指甲盖发黑，他盯着看了两秒，又把脚塞回去，系好鞋带——天亮还要冲锋，脚不能冻掉。有人从怀里掏出半块冻得硬邦邦的饼，掰下一小块塞进嘴里，嚼了半天咽不下去，又吐出来，用舌头舔了舔嘴唇上的饼渣。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复杂的味道：硝烟、血腥、冻土的腥气、牛粪饼燃烧时特有的草料味、马奶酒的酸膻、烤牛肉干的焦香。这些味道搅在一起，被零下三十度的冷风冻住了似的，沉在战壕里，散不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