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去的码头是鲤鱼门。那里是香港最重要的渔港之一，渔船进出的重要通道，渔业公司大多集中在那里，沿着一排排水泥码头排开，挂着各式各样的招牌，有的用漆写在铁皮上，有的刻在木板上，有的只是一块布条，上面用毛笔写了几个字，风吹日晒，字迹已经模糊了。李祖要去的是黑水渔业在九龙新设的办事处，平时有陈学文的人在那里盯着，他今天过去送药，顺便看一下账目。
渡轮先到尖沙咀，再到九龙城，然后才到土瓜湾。他不去尖沙咀，也不去九龙城，他在土瓜湾码头靠岸。从结志街到土瓜湾码头，坐船要坐将近一个钟头。船在海上晃悠悠地走，船身随着海浪上下起伏，柴油机的突突声从船尾传过来，闷闷的，像一个人在打嗝。李祖靠着船舷，把烟点上，吸了一口，烟雾从嘴角溢出来，被海风吹散了。他看着海面上那些漂着的垃圾——碎木板、烂菜叶、一只倒扣的塑料桶，还有一顶被踩扁的草帽，帽檐上糊着一层油污，在浪里一沉一浮。
船靠岸的时候，已经快八点了。土瓜湾码头比上环码头小得多，栈桥更窄，木板更旧，踩上去吱呀吱呀响，像是随时会断。码头边停着几艘渔船，船身被海水泡得发黑，船头的油漆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灰白色的木茬。渔网挂在船尾，网眼上还挂着干了的鱼鳞，在晨光里反着细碎的银光。空气里弥漫着咸腥的海水味和柴油味，还有远处飘来的、说不清是鱼腥还是什么的、淡淡的臭味。
码头边有个卖鱼丸的摊位。
倒不是鱼丸摊有多稀奇，土瓜湾码头每天都有卖鱼丸的，推着车，架着锅，锅里煮着鱼丸，汤面上浮着一层油花，热气从锅盖缝里往外冒，把摊位周围烘出一小片暖融融的雾气。老板坐在摊位后面，手里拿着一根竹签，扎一个鱼丸，吹一吹，放进嘴里，嚼着，看人从面前走过，目光懒洋洋的，像一只在墙根下晒太阳的猫。
但这个卖鱼丸的，是个姑娘。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布衫，袖子挽到肘弯，露出一截白生生的手臂。头发用一根旧发绳扎在脑后，扎得不高不低，几缕碎发从耳边垂下来，搭在颧骨上。面前摆着一口铁锅，锅里是鱼丸汤，锅盖半掀着，白雾从锅沿冒出来，模糊了她的脸。她低着头，正在摆弄灶台底下的炭火，用火钳夹一块炭，塞进炉膛，夹一块，再塞一块。火光映在她脸上，把她颧骨上的皮肤照得发红。
李祖走过去的时候，本来没打算吃。他提着皮箱，想直接走人，从土瓜湾码头到鲤鱼门，还要走三四公里。他看了一眼那个姑娘，又看了一眼。他觉得这人好像在哪见过。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港大的中文系？他脑子里闪过一个画面——阶梯教室里，阳光从窗户斜照进来，一个女生坐在靠窗的位置上，低着头看书，头发从耳边垂下来，遮住了半张脸。他不确定是不是她。
他走过去，从口袋里摸出一枚银元，扔在摊子上。银元落在木板上，弹了一下，转了两圈，倒了。
“鱼丸，两碗。”
“不卖。”
这一句差点没给李祖噎死。他愣在那里，手还伸着，竹签还没拿。他的嘴张着，合不上，像一条被人从水里捞出来的鱼，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觉得做生意吗！当然是和气生财，要两碗给钱，天经地义，怎么就“不卖”了？还有这么做生意的？
那姑娘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她的眼睛不大，但很亮，不是那种被生活磨灭了光泽的亮，是那种——还没被生活磨过的亮。她的目光从李祖脸上扫到他手里的皮箱上，又从皮箱上扫回他脸上。她板着脸，嘴角往下撇着，下巴微微抬着，那表情像是在说“我不是在跟你讨价还价，我是在告诉你规矩”。
“一碗一毫子，两碗两毫子。不收军票，银元找不开。要么吃十碗——要么不卖。”
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像是在念一份她已经想好了的声明，不需要商量，不接受反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