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初，日军败局已定，但在香港市区，配给制和高压统治依然像铁箍一样箍着每一个人的脖子。
米铺门口排着长队，队伍从清晨排到傍晚，有人拎着空布袋，有人端着搪瓷缸，有人站了一整天，最后只领到一碗掺了碎木屑的杂粮。街面上的巡逻队比往年更多了，日本兵的皮靴踩在石板路上，嗒嗒嗒嗒，从街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回来。路灯杆上贴着日文告示，纸张边角已经翘起来了，被风吹得哗哗响。偶尔有人从告示旁边走过，脚步不停，连看都不看一眼。
但与此同时，地下党和游击队的“纸弹战”更加频繁了。传单像秋天的落叶一样出现在街角、天桥、菜市场入口、茶楼的桌底。有人在半夜把一沓传单塞进报箱，有人在清晨把传单夹在卖菜的小推车里，有人在傍晚把传单放在庙街的天后庙香炉旁边。传单上印着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胜利的消息，印着日本即将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印着“黎明将至”四个字，字是油印的，有些地方墨迹不均匀，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市民们把传单攥在手心里带回家，关上门，一家人围在煤油灯底下看，看完之后用火柴点燃，纸灰落进搪瓷缸里，被水冲走了，什么都没留下。
港九大队与盟军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合作达到了顶峰。香港民众和游击队不仅继续营救盟军飞行员，更重要的是为盟军提供了大量关于日军在香港及周边防御部署、雷达站位置、机场设施等极其精准的军事情报。有人用铅笔在香烟盒背面画下碉堡的位置，有人把日军巡逻路线的变化记在心里然后复述给联络员，有人用粤语报出运输船靠港的时间，连船身的吃水线都数过几层。这些情报直接为盟军对香港日军设施的轰炸和后续可能的登陆作战提供了关键支持。
而这一切，都是在得到充足的人手支援后才能实现的行动。既然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生存期，开始明牌了，港九独立大队也不再藏着掖着。
他们开始频繁袭击日军据点、破坏广九铁路等日军交通线，并多次截击日军的运输船队，抢夺物资。林阿福站在铁路边上，手里拄着一根撬棍，看着身后十几个和合图的兄弟把铁轨撬起来，一根一根地扔进路边的沟里。王老吉的人负责警戒，姜佬的人负责运走撬下来的铁轨。游击队的人跟在最后面，把炸药埋在路基下面，引线接好，然后所有人退到一百米之外，等着那一声把夜空炸亮的轰响。
游击队甚至主动出击，拔除了新界、九龙周边的多个日军据点，这让留守在香港的日军开始陷入高度恐慌。岗哨不敢单独站了，巡逻队变成三人一组，晚上八点之后所有据点大门紧闭，探照灯扫来扫去一整夜不敢停。
1945年2月23日至24日，美军指挥官柯蒂斯·李梅策划并指挥了对日本城市的大规模燃烧弹轰炸行动。
1945年3月9日深夜至10日凌晨，李梅指挥三百多架b-29轰炸机对东京进行了极其惨烈的夜间低空燃烧弹轰炸，引发巨大的“火风暴”，导致东京约四分之一的面积被毁，大量平民伤亡。
在东京大轰炸之后，李梅并未停止行动。美军陆续对日本的名古屋、大阪、神户等六十多座大中城市展开了持续的燃烧弹轰炸。
据不可靠消息，此次行动说是为了消灭红蚂蚁——嗯，真是操碎了心。
在远东这边普天同庆的时候，李祖与文静姝结婚了。
这似乎是注定的事情。文家三口被芬恩接到了美国，文静姝在这里没有亲戚，没有朋友，只有李祖和雷洛这几个熟人。蔡元培和许地山两位最强僚机，在文师古面前有意无意地提了李祖好几句——说这孩子稳重，说这孩子有担当，说他爹虽然不着调，但儿子是好的。
文师古听了好几次，终于在一次晚饭后跟文静姝说了一句：“那个姓李的小子，你要是觉得行，就定下来吧。”文静姝脸红了一整个晚上，第二天去找李祖的时候，嘴角是翘着的，眼睛是亮的，手指在衣角上绕着圈，说了一句“我爸同意了”，然后就不说话了。李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伸手去拉她的手，她没有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