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恩到白宫一向跟回家似的。
秘书还没通报，他已经穿过了走廊，皮鞋踩在深红色的地毯上没发出什么声响，但步伐快得让走廊里抱着文件走的工作人员侧身让路。他拐过楼梯口，在富兰克林的办公室门口停了一下——门关着，门缝里透出橘黄色的灯光和一股浓烈的雪茄烟味。他抬手在门上敲了两下，不等里面应声，已经推门进去了。
然后他顿住了。
办公室里的沙发坐着一个陌生人——这么说也不太严谨，因为这个陌生人是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三件套西装，马甲的扣子扣到最上面那颗，领带系得一丝不苟，但领口微微敞着，像是坐久了之后自己解开了一颗。他靠在沙发里，手里夹着一支雪茄，烟灰积了老长一截，像是正说到什么紧要处，忘了弹。他的头发——剩下的那些——已经全白了，在灯光下泛着暗沉的光。他的脸比照片上更宽，更圆，眼袋垂下来，在颧骨下方投下一小片阴影。
芬恩的动作只停了不到一秒，然后他的脸上绽开了一个毫不掩饰的笑容，抬起手，朝沙发的方向挥了挥，像是在招呼一个街口偶然碰见的熟人，语气热情得像他才是这间办公室的主人：“哟！老丘也在呢？”
丘吉尔有些错愕地看向富兰克林。他发现富兰克林发现进门的是芬恩之后，肉眼可见地高兴起来了——嘴角往上翘，肩膀微微松了一下，整个人从“正在应付一场漫长外交会谈”的状态切换到了“来的人可以让我不用应付了”的状态。丘吉尔把雪茄从嘴角拿下来，在烟灰缸边沿磕了磕，站起身来。他的动作不快，但每一步都带着一种老派英国人的稳重和矜持，像是这间屋子是他的，他在招待客人，而不是客人。
“哦！芬恩先生！”他的声音不高，但很稳，带着那种在威斯敏斯特大厅里练出来的、不需要扩音设备就能传到后排的底气和共鸣，“久仰大名！”
芬恩连忙摆摆手，动作大得像在赶一只飞近了的鸽子：“哎——客气啥！坐！坐！”他朝丘吉尔摆了摆手，又朝罗斯福摆了摆手，然后走到沙发旁边，一屁股坐下，翘起二郎腿，靠进靠垫里，舒了口气，像是刚从长途跋涉中解脱出来，“你看，富兰克林就没起身迎接我——”
丘吉尔的嘴角抽动了一下。他的雪茄在指间转了一圈，嘴唇抿着，像是努力憋着那一口没来得及散出来的气，腮帮子鼓了一下，又松下去了。富兰克林坐在办公桌后面，两只手搭在轮椅扶手上，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微微侧着头看了丘吉尔一眼：“想笑就笑呗——老端着大英贵族的架子，累不累啊？”
丘吉尔出身是欧洲顶级的老钱贵族。
丘吉尔的全名里有个斯宾塞-丘吉尔，这可不是随便起的。他的父亲是第七代马尔博罗公爵的第三子。在英国贵族体系里，只有长子才能继承公爵的头衔，其他儿子只能算勋爵，属于贵族阶层，但没有最高爵位。所以丘吉尔出身于英国最显赫的贵族世家之一，但他本人并不是公爵，只是一个贵族次子。
他祖上第一代马尔博罗公爵约翰·丘吉尔，是十八世纪初英国最顶级的军事统帅，因为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里立下赫赫战功，被安妮女王封为公爵，并赏赐了宏伟的布莱尼姆宫。那座宫殿的屋顶铺着一整座森林砍下来的橡木，墙上的挂毯织着战争地图，大厅里的壁画比他本人还高。
但丘吉尔这一支因为不是长子继承，分到的遗产非常少。宫殿是家族的，不是他的；土地是家族的，不是他的；爵位是家族的，还是不是他的。他小时候其实过得挺紧巴的，为了维持贵族的面子和排场，必须拼命往上爬。去印度当军官，去非洲当战地记者，去南非搞政治，每一条路都是自己踩出来的。没有家族给他铺路，他就自己铺。没有钱，他就自己赚——靠写书、靠演讲、靠跟所有能给他机会的人维持关系。包括罗斯福。所以罗斯福挤兑他的时候，他忍了。不是因为脾气好，是因为他知道，大英帝国能撑到今天，靠的就是他跟罗斯福之间这种“互相挤兑但彼此需要”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