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到结志街的时候，楼下先是一阵死一样的安静。那种安静不是没有人说话，是所有人都忽然停下了正在做的事情——有人把锅盖掀了一半，手在半空中停住了；有人蹲在门槛上剔牙，手指在齿缝之间停住了；有人在巷口收晾了一天的衣服，手捏住被角，还没有往下扯，停住了。
整条街像是被人按下了暂停键。然后门板被人拍响了，拍得很急，不像是敲门，像是要把那扇门拍穿。有人在街上喊了一嗓子，声音又尖又利，像是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
他喊的是“日本投降了”，但那个声音太紧了，听起来不像是在说一件好消息，像是在喊“着火啦”。然后更多的声音加入进来，从巷口、从街角、从那些藏了人很久的窗洞里涌出来，像是一座堤坝终于决了口，水从裂缝里挤出来，先是细细的一线，然后猛地崩开，满了出来。
当天傍晚，美记洋行的门里门外挤满了人。有人站在门口，不知道要说什么，有人拉了旁边人的袖子，说了一句什么，对方没听清，又凑近了说了一遍。还有人蹲在门廊下面，低着头，拿手背擦了一下眼睛。
李祖站在二楼的窗户后面，没有下楼。他看到街上那些在暮色里奔跑的身影——有人冲出家门站在街中央，左右看了看，像是要找个人确认自己听到的不是错的；有人把藏在床底下的旧衣服翻出来换上干净的那件；有人蹲在地上哭，哭得肩膀一耸一耸的，旁边站着的人没有劝，只是伸手按了一下他肩膀。
没有什么欢呼，没有什么大游行。很多人只是站在路边，看着街对面那栋楼，或者看着自己家的门口，好像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风吹过来，把一张贴了很久的告示吹得哗哗响。李祖看不清告示上写的是什么，那张纸边角卷起来，纸面已经发黄了，好像是去年贴上去的。风把卷起的那一角吹得翻了一下，露出底下一层旧纸，旧纸下面还有更旧的一层。
战争像一场做了太久的噩梦，醒来的时候人往往说不出话。
李祖把窗帘拉上，退回到地图旁边，手指在桌沿上停了一会儿，然后伸手把煤油灯的灯芯拧低了一些，火苗缩下去，办公室里的光线暗了一个色调，墙上那道黑影也跟着缩小了。
8月15日至18日，为了防止日后被盟军追究战争罪行，日军宪兵队和各行政部门开始疯狂地焚烧、掩埋和销毁大量的机密档案、审讯记录以及屠杀平民的证据。
中环宪兵总部的烟囱里冒了整整三天的黑烟，烟灰落在街上，落在房顶上，落在晾衣绳上的衣服上。空气里有一股焦糊味，不是木头烧焦的味道，更像是纸张和油墨混在一起被点燃之后散发出的气味，灰黑色的纸灰混着炭屑一起被风吹到天空上面，像是有人在天上撒了一把碎纸。
那些灰在空中打着旋，落下来的薄片里还能偶尔看见依稀的笔画和印章的暗红色边角——有的盖着“机密”，有的盖着一串看不懂的日文番号，有的上面有手写的名字，铅笔写的，有些字已经模糊得看不清了。还有人看见半张名单被风吹过自己眼前，那半张纸没有完全烧透，纸边的焦痕弯弯曲曲的，像是被人用力揉皱了再扔进火里，又被风从灰堆里吹起来。他伸了一下手，没接住，那张纸飘过巷口，消失在另一条街的屋顶后面。
有人蹲在街角，捡起一张还没完全烧透的纸片，纸片上还有几个字——字迹模糊，看不清是名单还是供词。他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纸片的边缘已经卷曲了，焦黑的部分一碰就碎，他把纸片翻到光亮处看了很久，然后把纸片折好放进口袋里。没有人拦他。
宪兵队的人自己也忙着烧东西，没有人在意那些还冒着余温的纸灰。他们在后院里用铁锹挖了几个大坑，把烧不完的卷宗和档案箱推进坑里，浇上汽油，点着火，然后站在旁边看着火苗从坑里升起来，把那些文件一页一页地吃掉。火光照在他们脸上，看不出他们在想什么。
与此同时，因为已经面临严重的粮食和物资短缺，在等待投降的日子里，日军开始大规模变卖、私吞或掠夺剩余的军用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