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恩没有挂电话。他示意陈学文把号码留在香港那边，然后自己拨了一通越洋电话。线路时好时坏，电流的杂音在听筒里滋滋地响，像是有人在远处烧一锅还没开的水。他等了一会儿，对面有人接起来了，声音不高，带着一种已经习惯了在电话里处理意料之外来电的沉着。
“您好，吴先生——我是芬恩。”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比平时收敛了几分，像是在把姿态放低一些，确保对面的人先确认他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而不是急着继续往下说。
电话那头安静了片刻。然后吴浩的声音传回来，带着一种“原来是你”的了然：“芬恩先生——你是要找楚中天吗？他的确在我这里。需要让他接电话吗？”
“啊！那不用。”芬恩的语速比刚才快了一些，“直接跟您说也一样。”
“跟我说也一样？”吴浩的声音停了一下，像是在翻手边什么材料，“那你说吧，什么事？”
芬恩把听筒换回原来的手上。他站起来，站在窗边，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然后开口，语速不快不慢，像是在念一份已经想好了措辞的文件：“我请您，以朝鲜之事为由，没收美资企业黑水会议在华全部资产——特别是苏美洋工业基地。”他顿了顿，手指在窗台上轻轻敲了一下，“我近期会出发前往香港，表明自己的态度。”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窗外的风声在听筒的背景音里沙沙地响，像是一张纸被翻过了一半，又停下来。然后吴浩的声音重新响起：“芬恩先生，感谢您做的一切。我需要请示一下。”
“好，我等您电话。”
芬恩挂了电话，把听筒搁回机座上。他没有坐回沙发，就站在窗边，手肘撑在窗台上，看着窗外。马掌望台的草坪在午后的天光里泛着枯黄的颜色，远处的橡树已经落了大半叶子，剩下那些在风里哗啦啦地响，像是什么话还没来得及说完。他又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烟雾在窗玻璃上糊了一层薄薄的白雾，又散了。他看了一会儿，回到沙发上坐下，烟灰缸里的烟头已经堆了小半缸，有的还留着半截没抽完，烟嘴朝上，像一根根快要熄灭的蜡烛。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没有什么节奏，就是敲着，像是在等一个还没来的声音。壁炉里的炭火又响了一声，火星溅在炉前的石板上，闪了两下，灭了。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芬恩不知道确切多久，他中间又抽了半根烟，站起来走到窗口又坐下——电话响了。他接起来，听筒那头吴浩的声音比刚才稳了一些：“李霖同志已经同意了。他说他从未怀疑过您的立场。”
芬恩的手顿了一下。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他没有说“谢谢”，因为那不是需要道谢的事。他只是听着，等着，等对方把下一句话说出来。壁炉里的火光在他脸上跳动，把他的眼睛照得有些发亮，那些细碎的光点在他眼底来回移动，像是水面上的月亮。
吴浩接着说道：“来香港就不必了。”他停了一下，“还有一个事情可能需要您的帮忙——有一批想要回国的留学生，被美国政府拦住了。您看——”
芬恩没有犹豫：“义不容辞。我马上联系胡佛。”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说一件他已经想好了、不需要再考虑的事。他挂了电话，在电话簿上找到胡佛的号码，手指在拨盘上转了几圈，然后把听筒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等着那头接起来。窗外，天色比刚才更暗了一些，云层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雨，又像是憋着一场雪。
1950年，资本界的史前巨物“黑水会议”宣布解体。
消息传出去之后，有人说这是“一气化三清”。有人端着茶杯在茶楼里比划着解释——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一气化三清，分开来是三个独立的神只，合起来还是一个人。黑水拆成摩根、杜邦、李三家，业务方向不同，经营范围不同，但根是同一条根。说的人用指尖蘸了茶水在桌上画了三道弧线，画完又用手抹平了。
芬恩没有去关注那些市井评价。他把黑水会议的文件柜清空之后，在客厅里坐了一会儿。壁炉里的火已经烧得差不多了，剩下几块暗红色的炭在炉灰里躺着，偶尔闪一下，又暗下去。邦尼从厨房端了一碗热汤过来，放在他手边，没有说什么，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走了。
他端起那碗汤，没有喝，只是端着，掌心贴着碗壁，被热汤的温度焐了一下。窗外的天彻底暗下来了，远处的橡树林只剩下黑色的剪影，一棵挨着一棵，像是排着队、正在慢慢往前走的人。他的手搁在桌面上，汤碗还冒着热气，薄薄的白雾从碗沿升起来，在台灯的光线里打着旋，散了又升，升了又散，像是一句还没说完的话，被人放在桌面上，等一个合适的人来把它接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