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失败，举国哗然，内阁难辞其咎。着驻华公使日置益即刻卸任回国，听候处置。”
短短数语，便将日置益多月来围绕“二十一条”谈判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连同所有处心积虑的谋划与周旋，一笔勾销，尽数钉在了外交罪责的耻辱柱上。彼时袁政府虽已私下应允部分条款，却迫于举国汹涌的反日浪潮，终究不敢公然落笔签字。这场僵持日久的谈判惨败，终究要有人出来背负罪责、平息众怒，成为内阁的替罪羊。
日置益紧捏着那份电报，指节绷得泛白，指腹反复摩挲着电文上冰冷生硬的字迹，眼底翻涌着藏不住的灰败与绝望。他比谁都清楚，这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问责，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献祭。内阁亟需丢出一颗“人头”，平息军部与右翼势力的狂怒，缓和国内愈演愈烈的反华激进情绪，而他，便是那颗最合适、也最无反抗之力的祭品。
“备车，去外务部。”他的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寂的寒水，唯有眉宇间那一丝难以掩饰的颓唐与倦意，悄然泄露了心底翻涌的惊涛骇浪，“我去辞行。”
日置益此次归国，生死未卜。众所周知，日本向来输不起，一旦颜面扫地、野心受挫，便会拿执行者开刀泄愤。更何况这场谈判的失败，硬生生阻滞了他们觊觎华夏、蚕食神州的步伐，积攒的怨气早已如山岳般沉重，只待一个宣泄的出口。
可他的死活，又有谁会在乎呢？于燕京城的百姓而言，这个步步紧逼、贪得无厌，妄图攫取华夏利益的日本公使，不过是少了一个祸国殃民的祸患罢了，无人会为他的命运多添一丝怜悯。
“李富明，中美混血，父亲是隐匿于清廷绿营中的洪门成员，母亲早亡，出身弗吉尼亚李家。1895年辗转逃亡至美国，取英文名芬恩，曾投身当地着名匪帮范德林帮。也正是这段刀光剑影、尔虞我诈的黑道生涯，磨就了他狠绝果决、杀伐果断的性子。”情报员的声音压得极低，语速急促而紧绷，“后来，他借助其舅舅罗伯特·李的身份涉足商业投资，与美国诸多资本势力牵扯甚深、盘根错节。据情报显示，他如今在美国已拥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暗中可调动不少人脉与资源！”
“我不要听这些陈年旧账！”一声冷喝骤然打断了情报员的汇报，语气里翻涌着毫不掩饰的不耐与阴鸷，“我要知道他最近的一举一动，分毫都不能遗漏！”
“哈依！伊集院阁下！”情报员慌忙躬身俯首，额头渗出细密的冷汗，连声音都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颤抖，“芬恩近来一直在李府深居简出，未曾踏出府门半步。目前已知的是，他与梁启超、陈独秀等爱国志士过从甚密，似是在暗中商议应对当下乱世的良策；此外，李府的忠仆王老实，自芬恩回府后，已连续三日为流离失所的流民、沿街乞讨的乞丐发放食物、接济贫苦，引得不少百姓感念其善举。”
伊集院彦吉，日置益的继任者，一位比日置益更为老辣、更为阴狠的外交官。不同于日置益的急功近利、锋芒毕露，他深谙清末民初的官场积弊与人心叵测，更看透了袁政府的摇摆不定与懦弱无能——既想借助日本的势力巩固自身的帝制野心，又怕激起全民公愤、丢了自己的统治根基。他此番来华，带来的从来不是什么缓和局势的新谈判方案，而是一整套更强硬、更隐蔽，也更贴合日本军部侵略意志的对华策略，妄图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一点点蚕食华夏的主权与利益，将神州大地纳入日本的掌控之中。
伊集院彦吉伫立在日本使馆的院落中，目光沉沉地落在那几株已然凋零的樱花树上，细碎的花瓣随风轻扬、缓缓飘落，铺在青灰色的石板地上，像一层残缺不全、带着悲凉意味的祭品。他的语气阴冷刺骨，每一个字都淬着寒霜：“去传令佐藤清志、宫本健太，让他们做点什么！不要再像日置益那个蠢货一样，执着于‘渐进施压’的温和伎俩，妇人之仁，终究难成大事！我早已提醒过他，对华外交，软则必乱，硬则必成，可这个蠢货，终究还是把一切都搞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