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海潜的指尖攥得发白，掌心沁出的薄汗几乎要浸湿袖口下藏着的半块红莲木牌——他实在没料到，芬恩连日来与檀香山致公堂黄三爷、云门山除暴堂司五爷，还有远在美国避祸的孙文清先生反复商议，竟会定出这样一个石破天惊的主意：新开一个山门，另立旗号，在这风雨如晦的时局里，再举救国之旗。要知道，彼时美洲洪门致公堂势力浩大，华侨十之八九皆为会众，孙文清先生虽远避海外，却仍能借致公堂之力联络各方，此番决意助力新山门，便是看透了乱世之中，需有一支更集中的力量扛起护国大旗。
公历1915年10月12日，农历九月初四，乙卯年丙戌月丙子日。巷口的算命摊子前，老瞎子正摇头晃脑地念着黄历，声音顺着风飘进李府的角门：“今日宜纳采、开市、起基、立券，执位开日，亦宜开山立派……”末了又补了句，“只是冲虎，甲寅煞南，行事需慎。”他不知，这看似寻常的吉日，藏着一群仁人志士赌上性命的决绝，而此时的北京城，军政执法处的侦探遍布街巷，稍有异动便可能招来杀身之祸，这般隐秘的仪式，本就是在刀尖上行走。
向海潜随芬恩踏入李府地下祠堂时，烛火正摇曳着映亮四壁斑驳的砖纹。这里没有寻常祠堂的恢弘气派，没有雕梁画栋，也没有钟鼓礼乐，只有几张简陋的长桌摆放在中央，桌上供着香炉，青烟袅袅，裹着淡淡的檀香，却奇异地透着一股不容置喙的庄重。时局维艰，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流言早已传遍街巷，自二十一条的事情被公开以后，复辟闹剧愈演愈烈，杨度等人组建筹安会大肆鼓吹君宪救国，仁人志士或流亡海外，或潜伏待命，这般简陋的仪式，已是芬恩费尽心力才促成的事急从权。
堂内已然站了几人，皆是当世响当当的人物。鲁迅身着长衫，面容冷峻，指尖夹着一支未点燃的烟，目光沉沉地落在墙角的阴影里，似在思索着这乱世中的出路——他后来曾回忆，这一年的北京，“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却从不见他们活着出来”，这份冷峻里，藏着对世道的悲愤与对希望的渴求；梁启超一身笔挺的中山装，眉宇间带着几分忧思，却难掩眼底的赤诚，他近日刚在上海发表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怒斥袁世凯复辟野心，此番冒着风险前来观礼，便是对这新生山门最大的认可；陈独秀与李大钊并肩而立，两人低声交谈着，语气间满是对家国未来的期许，彼时《青年杂志》刚于9月在上海创刊，陈独秀在发刊词中呼吁青年觉醒，新思想的火种正悄然萌发，他们便是那播火之人；蔡锷将军一身常服，眉宇间带着难掩的疲惫，却身姿挺拔如松，1915年的他，早已暗中筹划讨袁护国之事，不久后便将借治病之名远赴云南举兵，此番抽身前来，藏着的是对这支新生力量的期许与托付。
“黄三爷与司五爷发来的电报。”芬恩身后的陈波轻声说着，将两封电报递到芬恩手中，又转向众人，“二位前辈远在海外，虽未能亲临，却已来电背书，愿与我等共赴国难，护我苍生。”众人目光扫过电报上遒劲的字迹，皆是微微颔首——檀香山致公堂与云门山除暴堂的支持，无疑给这新生的山门，添了几分底气。唯有孙文清先生，远在美国避祸，纵有满腔热忱，也难越重洋而来，只能托人捎来口信，愿以副山主之位，助力芬恩撑起这面大旗，一如当年孙中山先生借致公堂之力联络华侨、共图革命。
芬恩缓步走到祠堂中央，一身洪门礼服衬得他身姿愈发挺拔。那礼服是传统洪门样式，领口绣着暗纹，袖口缀着银丝，腰间系着一条大红腰带，红得似火，映着烛火，竟有几分滚烫的意味，一如他胸中燃烧的救国之心。他抬手按在香炉旁的案几上，目光缓缓扫过堂内众人，声音沉稳有力，穿透了祠堂的寂静，也穿透了窗外的风雨：“我洪门建立之初，为的是反清复明，为的是推翻腐朽帝制，还天下苍生一个太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