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拿什么治？这就是个无底洞！”一个中年男人沙哑而充满不耐的声音响起，“医生说啦，尿毒症晚期，最好的办法就是换肾，咱们这种家庭，想都不要想！现在每周透析两次，一次就要三百多块！家里哪还有钱？拖下去，人财两空！”
“爸，不能放弃啊！”这是阮小芬带着哭腔的、近乎哀求的声音，“妈还只有四十多岁呢，医生说坚持透析，还是有希望的。钱……钱我会想办法的！我求求你了……”
“你想办法？你能有什么办法？就你那点工资，还不够塞牙缝的！”另一个年轻些的、吊儿郎当的男声插了进来，充满了讥诮，“要我说，你妈这病就是被你给累出来的，临了却还要拖累我们哥俩！我们又不是她亲生的，没有尽孝的义务。再说了，我们也要娶媳妇生孩子，哪能把钱都扔进这没指望的窟窿里？”
“大哥！你怎么能这么说妈！我妈嫁进阮家时，你三岁、二哥一岁，是妈妈把你们俩抚养长大，现在她病了，你们不管不顾，不是丧良心吗？”阮小芬的声音因愤怒和伤心而颤抖。
楚砚溪和陆哲对视一眼，推门走了进去。
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和疾病特有的衰败气味。
六张病床几乎住满，阮小芬的母亲躺在靠窗的那张床上，瘦得脱了形，脸色蜡黄，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仿佛周围的争吵与她无关。
床边，站着一个穿着皱巴巴工装、面色黝黑、眉头紧锁的中年男人，这是阮小芬的继父，阮大成。
旁边还有两个二十出头的青年，穿着花衬衫喇叭裤，叼着烟，一脸事不关己的漠然，这是阮小芬的两位继兄。
阮小芬则站在母亲床头，单薄的身体因激动而微微发抖，脸上泪痕未干。
他们的闯入打断了争吵。阮小芬看到楚砚溪和陆哲，愣住了，有些不知所措。
“小芬同志，”陆哲率先开口，语气平和而正式，“我们是厂工会的，听说你母亲病重，代表工会过来看看。”他把手里的东西放在床头柜上。
楚砚溪则默默走到床边，看着面色灰败的阮母，微笑道：“阿姨，我是小芬的朋友，来看看您。”
阮大成和两个儿子显然对工会的人有些忌惮，气焰收敛了些，但脸色依旧难看。阮大成搓着手，硬邦邦地说：“工会的领导，你们来得正好。不是我们狠心，是这病……实在治不起了。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厂里又欠着工资……”
“叔，话不能这么说。”陆哲打断他，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度，“阿姨是厂里的职工家属，遇到困难，厂里和工会不会不管。放弃治疗这种话，可不能轻易说。”
他看向阮小芬，递过去一个鼓励的眼神：“小芬同志有孝心、懂感恩，值得我们大家学习。要是有困难，我们一起想办法。”
“想办法？说得轻巧！”阮小芬的大哥忍不住嗤笑一声，“你们工会能拿出几千几万来给她治病？”
楚砚溪这时冷冷开口，目光扫过那两个继兄，最后定格在阮大成脸上：“阿姨辛苦操劳一辈子，把两个继子拉扯大，现在病倒了，于情于理，家里人都应该尽力救治。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就想着放弃，传出去，不怕街坊邻居戳脊梁骨吗？更何况，法律上，即使是继子，只要阿姨曾经抚养过你们，你们对父母就有赡养义务。”
她的话既讲情、也讲法，听得阮大成父子三人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阮小芬带着几分惊讶地看着楚砚溪，没想到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舍友会如此强势地为自己说话。
“你……你谁啊？我们家的事轮得到你插嘴？”阮小芬的二哥恼羞成怒。
“我是小芬的同事，楚砚溪。”楚砚溪迎着他的目光，毫不退让，“我看不得有人欺负孝顺女儿，更看不得有人昧良心。”
陆哲适时接过话头，语气缓和但立场坚定：“叔，两位兄弟，现在最重要的是稳定阿姨的情绪，配合治疗。工会这边，我们会尽力帮忙申请困难补助，虽然钱不多，也是个心意。厂里情况再难，也不会看着职工家属见死不救。至于医疗费，我们可以起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通过街道、或者向社会求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