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父亲楚建国，是红星厂的老钳工，八级工，曾是厂里的技术骨干，骄傲了一辈子。如今，这份骄傲在“下岗分流”的传闻面前，变得摇摇欲坠，化作了更深的沉默和偶尔酒后压抑的怒吼。
楚砚溪眼前浮现出一个画面，那是昨晚，父母与她的对话。
饭桌上，父亲的眼神复杂，既有指望她稳住这个家的期盼，又有不愿她重复自己命运的无奈：“小溪啊，在车间机灵点，别学你爸，一辈子就会闷头干活。”
楚砚溪“嗯”了一声。
楚建国闷了一口廉价的散装白酒，声音沙哑：“现在这光景，老实人吃亏啊。”
楚砚溪的母亲王桂芬，在一旁小心翼翼地添饭，眉宇间是化不开的愁绪：“你少说两句，让孩子安心吃饭。她爸，要不要给车间主任送点礼，莫让他为难溪溪。”
这个画面告诉楚砚溪，她在这个世界拥有一个家，但这个家现在因为下岗潮的冲击而愁云密布。
楚砚溪不动声色地睁开眼，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集体宿舍狭小逼仄，放着四张锈迹斑斑的双层铁架床，墙壁上贴着过时的港台明星海报，角落堆放着脸盆、暖水瓶和塞得鼓鼓囊囊的编织袋。女工们大多面色憔悴，眼神里充满了对未来的茫然、对生存的焦虑。
这是哪个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角又是谁？
楚砚溪一边思索，一边对照《破茧》那本书里的背景与情节，她的目光最终锁定在对面下铺那个蜷缩着的身影上。
那是一个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显稚嫩的姑娘，名叫阮小芬，顶多十八九岁，来自更偏远的山区。此刻，她正背对着众人，肩膀微微抽动，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指节因用力而发白。
借着窗外昏黄的路灯光线，楚砚溪锐利的眼神捕捉到那张纸上隐约的红色印章，还有“江城第一人民医院”、“催缴通知”、“手术费”等字眼。
楚砚溪心脏猛地一沉。
又是这样。
和乔昭然、春妮一样，都是《破茧》纪实小说里的悲剧剧情，只不过这一次发生在1998年。
阮小芬，是这个故事的主角。
《破茧》的文字里，记载着她的一生。
阮小芬，二十二岁，红星纺织厂试纺车间女工。在1998年那场席卷全国的国企改制浪潮中，她如同无数草芥般微不足道，其命运轨迹是观察那个剧烈转型时代底层牺牲品的典型样本。
档案记录显示，阮小芬家庭成员比较复杂。她的母亲来自本省最偏远的云岭山区，年仅十八岁时，便被父母以一百块钱彩礼的价格，嫁给了三十岁、有两个儿子的鳏夫阮大成，含辛茹苦养大两个儿子，又生养了阮小芬，却得不到半分尊重。阮大成霸道自大、吝啬自私，心里只有前妻留下的两个儿子，对女儿阮小芬并不重视。
阮小芬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一心想为母亲撑起一把保护伞，十六岁便通过招工考试进入红星纺织厂。
她只有高中学历，但手指异常灵巧，对纺织工艺有种近乎本能的领悟力，尤其擅长当时厂里赖以生存的高难度“雪纺缎”的织造。车间老师傅评价她“闷头干活，一把好手”，是少数能完全掌握从原料配比到织机参数调整全套诀窍的年轻工人之一。
然而，技术娴熟并未能让她在残酷的“下岗分流”中幸免。当第三批下岗名单即将公布的风声传来时，车间里的空气凝固了。彼时，阮小芬的母亲因肾衰竭，已由县医院转至江城第一人民医院，院方连续下达催缴医疗费通知。
根据事后对同宿舍女工的访谈笔录，那段时间的阮小芬“像丢了魂一样”，“整宿整宿睡不着，偷偷咬着被子哭”。巨大的经济压力与即将失业的恐惧，像两条绞索，勒得她喘不过气。恰在此时，一名开办乡镇织布厂的采购员，通过中间人私下找到她，许诺只要她能提供红星厂“雪纺缎”完整的工艺参数和操作诀窍，可一次性支付“信息费”三千元。
这是一道残酷的选择题：一边是重病垂危的母亲和濒临破碎的家庭，一边是明确的厂规和模糊的法律红线。在生存本能与道德律令的撕扯下，这个几乎没受过多少教育、法律意识淡薄的年轻女工，最终走向了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