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观察着这些崭新的Su-25攻击机，心中突然想到，自己是否也应该让伊拉克发展一种属于伊拉克自己的前线支援战斗机呢？这个问题可不小，涉及到多个方面。如果仅仅是前线支援级别的，那么Su-25，甚至中国的强五都可以使用。
但还有更好的方式，发展一种伊拉克自己的高级教练/攻击机。一方面锻炼了自己的航空队伍，又发展了自己的攻击机，又有了一种高级教练机可以竞争世界军机市场。此时的世界军机市场上，优秀的高级教练机可是很少的，就连美国人都还是使用老式的T-38教练机进行训练，所以新飞机要是研制成功还是大有可为的。
刘明又考虑到，伊拉克目前的摊子不益铺的太大。发展一种攻击机就足够，那么还得估计到未来海军的需要，显然Su-25级别的海军是看不上眼的。那么……刘明派人前往中国进行了接触，让他激动的莫过于中国方面回复是询问伊拉克是否有兴趣加入一项战斗轰炸机的发展计划。
但此时他不知道这型飞机是那一种，因为中国70、80年代的战机发展计划实在太多。为了提高空军装备的技术水平，中国航空工业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了多个型号的新型作战飞机的研制计划，但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的影响下，出现了盲目上项目的问题，新型飞机研制的摊子铺的过大，有限的资金和人力被分散，基础工业水平低和对飞机性能指标与战术要求的反复变化也拖延了飞机的研制进度。
刘明迅速派人反复询问有关方面，得到了正式的答复，伊拉克方面可以在南昌飞机制造厂和西安飞机制造厂的新机中选择一项加入。他当然知道这两项计划是什么，南昌的自然是中国第一种变后掠翼攻击机——强六；而西安的就是后世中迷人人都知道，无比熟悉的“飞豹”战斗轰炸机了。
刘明立刻选择了西安的歼轰七项目，因为强六的项目已经不代表未来发展的潮流，有点象一个高科技的大玩具而已。他派出一个工作组，前往中国探讨与中国方面合作开发该型飞机的细节，其实就是伊拉克出资金，中国出人和技术，开发出来后中国人帮助伊拉克人许可生产该飞机。
不过这对于双方是双赢的结果，当时中国国内资金和技术无法保证那么多的型号发展，因此研制中的各型号飞机在70年代中期大批下马，包括远程轰炸机、大型运输机和多种战斗机在内，先后有30余个项目因为各种原因停止了研制，这是非常可惜的。
而为取代轰-5而在1973年开始研制的轰-7（歼轰-7的原编号），因为有着迫切的军事需求，而在这次新机研制项目下马大潮中得以幸运的保留了下来。但是轰-7项目虽然得以保留，但是在飞机总体方案论证中却出现了问题，当时空军和海军对轰-7的任务定位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空军以将轰-7作为取代轰-5的换代型号为出发点，提出了将轰-7设计为以常规炸弹为主要武器的战术轰炸机的要求，而海军则以加强海上打击力量为目的，提出了将轰-7设计为使用反舰导弹武器系统完成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任务的轰炸机，这两种不同的战术定位和任务要求使轰-7飞机在结构设计方案上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研制厂、所先后用完成的4个不同的气动布局方案进行了3000余次风洞吹风试验，仍然无法找到能够同时满足2个军种各自所提出需要的技术方案。为了保证飞机的研制进度，最终的总体设计采用了以海军的要求为主的方案，从研制项目开始提出的时间上来看，轰-7与欧洲的“狂风”、苏联SU-24和MIG-27的时间差距并不大，但是多种技术或者非技术上的因素对轰-7的研制过程造成了很严重的不利影响，使轰-7在与这些型号起步时间差距不大的情况下，研制进度却远远的落后。
但中国此时的财政状况的确非常的糟糕，大量的科研项目受到冲击。所以轰-7的研制完全可以用一波三折来形容，不但在研制中长期受到了经费不足的限制，一度成为了“量力而行”的缓上项目，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受到“邻居兄弟们”的严重挑战。沈飞的歼轰-8（既歼-8的对地攻击型，斧头注）和南昌的强六都是轰七的强大对手。
但此时刘明和伊拉克方面的表态给歼轰七注入了一针强心剂，高达2亿美元（约合10亿人民币）的研制资金将大大缓解歼轰七研制过程中资金不足的窘境，而伊拉克方面又不愿意将资金投入到歼轰-8或南昌的强六项目中，因此中国三机部随配合西飞开始兢兢业业的研发歼轰七。
此时的伊拉克已经成为中国在国内航空研发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运十飞机已经在伊拉克的支持下生存了下来，现在上海方面和伊拉克方面已经联合成立了小组，使用苏联图-16的通用外挂加油系统（UPAZ）将运-10飞机改装成为空中加油机。
而身在法国的阿拉伯航空也开始研究使用运十客机发展通用型的军用运输机，并将VI的帮助下其改装为空中预警机和战场指挥控制飞机的尝试。而最新的歼轰七项目的加入将成为伊拉克和中国航空合作的第三个大项目——前两个是歼七战斗机改进计划和运十飞机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