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六号。巴黎。
“好高呀。”
在某个周日，第一次见到拉斐尔医生的时候，我在心里这样想。
——估计大多数第一次见到拉斐尔的人，都会这样想。
西岱岛上的树木参天葱郁。
我抬头看拉斐尔。
拉斐尔身高两米，却带点娃娃脸，还有双黑白分明的小狗眼，眼角低垂下来，浓密的黑发绑在脑后，穿宽大的毛线衫。
因为他实在太高，在我眼中，他身后的背景不是巴黎的街道和行人，而是高高的行道树。
这导致我现在想起拉斐尔，背景总是司法宫（Palaisdejustice） 对面大片大片的绿色树木。
我们往北走几步，停在兑换桥（Pontauchange） 上，商量之后准备去哪里。
我们在东侧的桥栏旁，一面商量，一面漫不经心的看塞纳河的河水朝我们流过来。
天气不算好，从北面来了一点风。
拉斐尔站在我北面。忽然，他摸摸头发，说：“哎呀，下雨了。”我抬头，几秒钟内，真实的没有感受到一丝雨。
两秒后我才反应过来，是过于高大的拉斐尔，无意间挡住了斜斜的细碎雨丝。我顿时觉得这场景挺可爱。
于是，我抬头看着拉斐尔笑。
灰蒙蒙的兑换桥上，不知道有没有几分超龄的少女心溢了出来。
我从包里找出把小雨伞。拉斐尔自然的接过去。
伞打起来了。但几乎没有什么用。
还好雨下的不大。
我们在小雨中等红灯。
我们在伞下讲话，我看拉斐尔不断低头迁就我，样子看上去很辛苦。我于是和拉斐尔说：“其实你不用低头，我可以大点声。”
拉斐尔表示，作为住院医生，他天天低头和病人说话。里面还有小朋友，他早就习惯了。
“那和小朋友说话，你就光低头，够吗？”
拉斐尔想了想，说：“和小朋友说话，好像还是蹲下来比较方便。”我们在一起呆了一整个周日下午，从西岱岛，蓬皮杜对面的小酒馆，走回巴黎圣母院，再到卢森堡公园。
在卢森堡公园里，我们聊人类基因、科技和未来，我们猜大喷泉里木头船有没有引擎，认那些植物长长的拉丁语学名。
我们经过一棵高高的梧桐树，拉斐尔伸手，从树上摘下一枚毛糙的果实。
拉斐尔也偶尔讲他自己，讲他的家庭（他的妈妈和弟弟妹妹） ，讲他实习医生的生活。
和法国的所有的年轻医生一样，他在不同的医院和科室，做了几个不同的轮转实习。
我对拉斐尔讲的那段在基因生殖科实习的内容，尤其印象深刻。
那些因为染色体或者基因错乱而流产的胚胎，被“父母”送到基因科，被放在特制的水溶液里。
实习医生拉斐尔和他的同事们，将这些胚胎切成涂片，在实验室里，来进行基因筛查和分析。
——为了下一次妊娠成功，能筛选出正确的基因，生出健康的婴儿。我问拉斐尔：“那你当时喜欢这个实习内容嘛？”
拉斐尔说，这个实习对他来说非常新奇，他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但是最后，他也很高兴这个实习终于结束了。
毕竟实操起来，天天砍夭折的婴儿脑袋，也不是那么有趣的。
（那句“天天砍夭折的婴儿脑袋”，真是拉斐尔的原话。他的原话是Coupertouslesjourslestêtesdesbébésmortsprématurés，会法语的读者姐妹请给我证明一下，我没有胡编乱造啊（笑）
他好像先说了胚胎embryon这个词，可能觉得我没咋听懂，他就说了这个。） 真是有画面感极了。当时我脑子里，就差部cultmovie（邪典电影？） 直接开始播放了。
有没有哪个导演或者编剧能看上这个题材啊？！
简直下一个《入殓师》啊！
我们还聊了一些别的话题，比如那个CRISPR技术搞编辑婴儿基因的“疯狂科学家”贺健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