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寒夜之后，决心像一颗被冰水浸透的种子，沉甸甸地埋在心底最坚硬的冻土之下。
没有破土而出的急切，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缓慢的内化。
我更加沉默，也更加专注，但不是以前那种带着自毁倾向的、沉溺于痛苦和文字游戏的专注，而是一种目标明确的、机械般的推进。
每一道复杂的数学题，每一篇需要背诵的文言文，每一个陌生的英语单词，都成了攀爬的工具，成了构建我未来“强大”的砖石。
我甚至开始有意识地阅读一些超越课本的东西——经济类报刊的评论版，成功学书籍里关于人脉和资源的章节（尽管觉得其中大多空洞可笑），甚至偷偷浏览一些法律常识网站。
我知道这些粗浅的涉猎远远不够，但这是一个开始，一个信号：我要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那个曾让她在街头狼狈呕吐的“成人世界”的运行规则。
杨俞似乎也恢复了表面的平静。
那晚的事，我们心照不宣地绝口不提。
第二天她请了病假，再回来时，脸色依旧有些苍白，但妆容整洁，衣着得体，讲课的声音平稳如常，只是眼底偶尔会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看向我的眼神，在极其短暂的瞬间，会比以往更加复杂一些，混合着一丝难言的尴尬和或许连她自己都不愿承认的、微弱的感激。
但很快，那眼神又会恢复成一贯的、有距离的平静。
我们之间那堵冰墙，因为那瓶水和那个寒夜，似乎并没有融化，反而多了一层薄薄的、名为“心照不宣的难堪”的霜。
日子在期末复习的紧张节奏中滑向一月中旬。
空气越来越冷，呵气成霜。
校园里充斥着各种小道消息：哪个学霸押中了题，哪个老师可能会出超纲内容，谁谁谁家找了厉害的家教……郝雯雯的母亲又给我母亲打过两次电话，语气热络，旁敲侧击，都被母亲以“孩子期末压力大”为由敷衍过去。
母亲看我的眼神日益忧虑，但她什么也不问，只是更频繁地炖汤，深夜我房间的灯亮到多晚，她客厅那盏小台灯就陪到多晚。
武大征依旧是我的最佳“后勤部长”，零食饮料不断，偶尔插科打诨，试图驱散我身上过于沉重的低气压。
我以为，只要我足够努力，足够沉默，足够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学业的沙堆里，就能暂时隔绝外界的风雨，至少平稳渡过期末，迎来寒假，获得喘息之机。
我错了。
现实总是擅长在你最意想不到、最无力招架的时候，露出它最狰狞的獠牙。
而这一次，撕破平静假面的，是我那早已被我视为耻辱和麻烦源头的父亲，以及他那个永远在危机边缘摇摇欲坠的驾校。
那是一月中的一个周三，下午最后一节自习课。
临近放学，人心浮动，教室里弥漫着躁动的低语和收拾书包的窸窣声。
我正对着最后一道物理大题做最后的验算，试图找出一个隐藏的条件。
突然，教室前门被猛地推开，发出刺耳的撞击声。
不是老师。
门口站着三个陌生的男人。
为首的是个光头，身材粗壮，穿着紧裹着肚皮的皮夹克，脖子上挂着一条粗金链子，满脸横肉，眼神凶悍。
他身后两人，一个瘦高，眼神阴鸷，另一个矮胖，满脸痞气。
三人都是一身社会人的气质，与校园环境格格不入，脸上带着毫不掩饰的烦躁和戾气。
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学生都愕然地看着这几位不速之客。
坐在第一排靠门的班长站起来，有些紧张地问：“你们找谁？这里是教室……”
“少废话！”光头男不耐烦地一挥手，嗓门洪亮，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赵德顺的儿子是不是在这个班？叫赵辰的？”
赵德顺。我父亲的名字。
我手里的笔“啪”一声掉在桌上，滚落到地上。
血液似乎一瞬间冲上头顶，又在下一秒冻结成冰。
心脏狂跳起来，撞击着肋骨，带来闷痛。
来了。
到底还是来了。
我就知道，他那摊烂事，迟早会像瘟疫一样，蔓延到我竭力维持平静的学校生活里。
“赵辰？”班长下意识地重复，目光在教室里搜寻，最后落在我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