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的日子，像一轴被拉长了、又浸在温水里的胶片，缓慢，粘稠，带着一种与世隔绝般的宁静。
白昼被切割成规律的碎片：早晨用来背诵英语单词和文言文实词，下午沉浸在数理化的逻辑迷宫里，傍晚则留给需要大量阅读的政治历史。
而每周三和周五晚上七点，则成了一个固定的、闪烁着微光的坐标，精准地嵌入这平淡如水的日程之中。
线上补习进行得很顺利。
杨俞备课充分，讲解清晰，态度是恰到好处的认真与耐心，既不过分亲近，也绝不疏远。
我们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奇妙的默契：准时上线，问候简短，直奔主题，高效地解决古文疑难，然后准时结束。
屏幕两端，我们都穿着家居服，背景是各自私密的空间——她的原木书架，我整齐的书桌。
物理距离遥远，但某种心理上的“场域”却在每次连线时悄然建立，稳定，安全，且只属于我们两人。
我发现自己开始期待这两个晚上。
不仅仅是为了补习。
更因为，在那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我可以正大光明地、专注地看着她。
看她蹙眉思考时微微抿起的嘴唇，看她讲解到兴奋处不自觉地加快的语速和发亮的眼睛，看她偶尔被我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逗得先是一愣、继而失笑的模样。
不戴眼镜的她，面部线条柔和了许多，那些细微的表情变化也因此被放大，变得更加生动，更加……真实。
我开始能够分辨她不同语气背后的情绪：真正的困惑，找到答案的愉悦，以及对我进步时那种由衷的、不掺杂质的欣慰。
我们的话题，也渐渐从纯粹的文言文语法，偶尔滑向边缘。
她会在我提到某篇课外读到的文章时，自然地接上话头，分享她大学时读类似作品的感受；会在讲到某个历史典故时，多引申几句相关的文人轶事，语气轻松得像在聊天。
有一次，我书架上那盆长得过于茂盛的绿萝一角不小心入了镜，她竟然注意到了，笑着说：“你这绿萝养得真好，比我办公室那盆有生气多了。” 那只是一句随口的话，我却为此暗自高兴了很久，仿佛这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也因此被纳入了我们之间隐秘的共享空间里。
然而，界限依然清晰。
她始终是“杨老师”，我始终是“赵辰”。
对话绝不会深入真正的私人领域，不会触及家庭，不会触碰彼此生活里那些沉重的部分。
结束时的“下次见”和“老师早点休息”，是雷打不动的仪式，为这短暂的越界画上安全的句号。
我们像两个在薄冰上谨慎起舞的人，享受着冰面承载的微妙平衡，心照不宣地避开那些可能引发碎裂的裂缝。
这种稳定而隐秘的节奏，一直持续到腊月二十八。
最后一次补习结束时，她照例合上书，对着摄像头微笑道：“好了，年前的课程就到这里。下次……就是年后了。”
“嗯。”我点点头，心里莫名掠过一丝浅浅的不舍，像盛宴将散前那一缕淡淡的怅惘。“杨老师，提前祝您新年快乐。”
她似乎愣了一下，随即笑容加深了一些，眼睛弯弯的：“也祝你新年快乐，赵辰。好好陪陪家人，也别忘了抽空温习。”
“知道了。”
视频切断，屏幕暗下去。
房间里骤然安静，只有暖气片发出轻微的嗡嗡声。
我坐在椅子上，没动。
年前的课程结束了。
这意味着，将有整整十天左右的时间，我们之间将失去这每周两次、稳定而正当的联系纽带。
十天，在平常或许很快，但在年节这种特殊的、充满了团聚与喧闹氛围的间隔里，却显得有些漫长。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仿佛被粘滞的糖浆裹住了，流动得格外缓慢。
母亲开始忙碌起来，打扫房间，采购年货，厨房里终日飘出油炸食物和炖肉的浓香。
家里多了些红色的点缀——窗花、福字、一小盆金桔，试图营造出喜庆的气氛。
但偌大的房子依旧空旷，父亲的位置依旧缺席，那些鲜艳的颜色反而衬得日常的寂静更加突兀。
母亲偶尔会问我“想吃什么”，语气努力轻快，眼神却总有些飘忽，仿佛透过我在看别的什么。
我们默契地不提任何可能引发不愉快的话题，对话仅限于最表层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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