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语文课代表后，时间像是被投入激流中的树叶，打着旋儿向前奔涌。
转眼已是深秋，校园里的梧桐叶大片大片地泛黄、坠落，在水泥路面上铺出一层松脆的金毯，踩上去会发出细碎的、令人愉悦的脆响。
我与杨俞之间，维持着一种表面平静、内里暗流汹涌的平衡。
课代表的职责让我得以频繁出入她的领地，那些收发作业、整理课件、甚至偶尔在她喉咙不适时代读一段课文的时刻，都成了我暗自珍藏的切片。
我们谈论文字，讨论某篇课文的深意，有时甚至会因为一个词的用法各执己见，争论片刻，然后又在她拿出权威注释或我找到更早的典籍例证后，相视一笑，偃旗息鼓。
那种智识上的平等交锋，像隐秘的电流，让我沉溺。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自从那个午后，自从我看到她毫无防备的睡颜，自从我指尖悬停在那微毫之间，某种闸门便被悄然打开。
我注视她的目光，开始不受控制地在她低头批改作业时垂落的发梢上停留，在她抬手写板书时袖口滑落露出的手腕流连，在她偶尔因为我的某个精妙回答而眼睛微微一亮时，心跳失序。
我开始记录。
不是用那会被没收的宣纸和矫饰的文言，而是在一本极其普通的、印着“数学笔记”封皮的硬壳本里，用最朴素的蓝黑色墨水钢笔，记录下那些看似寻常的瞬间。
“十月十七日，阴。课间，她让我帮忙清点《古文观止》的数量。手指在书脊上滑过，她的指尖不小心碰到我的。极快地分开。她耳廓有瞬间的微红，低头继续数书，说‘第三排少两本’。我‘嗯’了一声，喉咙发干。那触感像静电，麻了一下午。”
“十月二十二日，晴。作文课，题目《痕迹》。我写了旧书店霉斑与墨香交织的气味，写母亲长年拨算盘在指腹留下的薄茧。她当堂念了我的片段，说‘具象的痕迹往往通向抽象的情感’。念的时候，声音很轻，目光扫过我时，有刹那的停顿。不知道她是否读懂了，那霉斑与墨香里，藏着一个夏日下午，办公室百叶窗缝隙里的光。”
“十月二十九日，雨。她感冒了，声音沙哑，戴了口罩。下课问我‘听清了吗’，我点头。其实没太听清，注意力全在她被口罩边缘勒出浅浅红痕的脸颊，和那双因生病而显得格外水润、少了些锐利的眼睛上。武大征这个粗神经，居然大咧咧地问‘杨老师你是不是发烧了脸这么红’。她瞪他一眼，眼神却没多少力气，反而有点虚弱的可爱。该死，我居然觉得可爱。”
武大征。
我的死党，我这段隐秘情感的“僚机”，或者说，最浑然不觉的“搅局者”。
他依旧咋咋呼呼，视杨俞为“好对付的菜鸟老师”，对我这个课代表身份嗤之以鼻却又不得不倚仗——每到古文测验前，他就腆着脸凑过来，让我划重点，美其名曰“内部支援”。
他像一团旺盛的、不带阴影的火焰，照亮我们这个小圈子的同时，也时常无意中将我小心翼翼维护的平衡烤得发烫。
矛盾爆发在十一月初的一次语文课后。
那堂课讲《赤壁赋》。
杨俞大概病好了大半，声音恢复了清亮，讲到“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时，她微微仰头，闭上眼睛，仿佛真的在感受那穿越千年的江风明月。
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给她周身镀上毛茸茸的金边，细小的尘埃在她身边飞舞。
那一刻，她不像老师，倒像魏晋时从画中走出的、寄情山水的女公子。
我看得有些出神，直到武大征在桌子底下狠狠踢了我一脚，挤眉弄眼地用口型说：“看呆了？”
我收回视线，面无表情地在笔记本上写下“物我两忘，共适无尽”。
下课铃响，杨俞收拾教案，照例说：“课代表，作业……”
“知道，晚自习前收齐放您办公室。”我接得流畅自然。
她点点头，抱着书走了。教室里瞬间喧腾起来，憋了一节课的说话声、搬动桌椅声、打闹声轰然炸开。
武大征一把勾住我的脖子，嗓门洪亮：“辰哥！商量个事儿！”
“说。”我试图掰开他的胳膊，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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