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夜从旧书店归来后的日子，像被一层薄而坚韧的冰壳覆盖。
表面平滑如镜，映照出一切如常的倒影：上课，下课，收发作业，偶尔简短的交谈。
但冰壳之下，是深水暗流，是未曾言明的、沉甸甸的东西。
杨俞待我，是一种刻意调整后的“正常”。
她不再像旧书店里那样，流露出疲惫的坦诚或情绪的裂痕。
她恢复了师者的从容，布置任务时指令清晰，批改我上交的作业（包括那篇关于旧书店与痕迹的周记，她只批了“观察细致，情感到位，但结尾稍显仓促”）时评语客观，甚至在走廊遇见，也会像对其他学生那样，点头致意，微笑的弧度标准而短暂。
那笑容里，不再有赌约裁判时一闪而过的暖意，也没有旧书店中被戳破心事时的狼狈，只剩下一种干净的、有距离的平和。
她成功地将那晚的雨、那间发霉的书屋、那些尖锐的对话，连同我那句“我们是一样的人”的指控，都封存在了那层冰壳之下。
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或者，发生过了，但已被妥善处理，归档，不必再提。
这种“正常”，比之前的任何态度都更让我窒息。
它像一道无形的墙，明确地重新划定了边界。
她在用行动告诉我：看，我是老师，你是学生。
那些短暂的共鸣、偶然的脆弱、甚至是不愉快的对峙，都只是师生关系长河中无关紧要的涟漪。
河流依旧按照既定的轨道流淌，不容置疑。
我配合着这出默剧。同样礼貌，同样克制，同样将一切翻涌的情绪压回心底，只在那个“数学笔记”的硬壳本里，留下更简略、更冰冷的记录。
“十一月二十日，阴。旧书店归来第三天。交谈三次，均关于作业。她称呼我‘赵辰同学’，语气平稳。我回答‘好的，杨老师’。像两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那本《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放在床头，翻了几页，看不懂。但闻着那股霉味，会想起她肩头的水珠，和她说‘这是我的选择’时的眼神。选择忘记？还是选择牢记但假装无事发生？”
“十一月二十五日，小雨。古文小测。武大征哀嚎遍野，我划的重点他一点没看。杨俞收卷时看了我一眼，很快移开。我作文引用了《报任安书》里关于忍辱负重的话，她批阅时会不会多想？大概不会。她现在批我的东西，大概只看文法修辞，不看字缝。”
我试图将自己也冻进那层冰壳里。
用更多的习题，更沉默的行走，更深的夜间阅读（读那些真正晦涩难懂的存在主义或后现代文本，试图在哲学的迷宫里寻找对自身处境的解释，或者仅仅是逃避），来对抗内心那日益胀大的、无处安放的焦灼和……隐隐的失望。
是的，失望。
我竟然对她如此完美地回归“老师”角色，感到一种近乎背叛的失望。
我宁愿她继续对我严厉，或者流露出哪怕一丝旧书店里的无措，也好过现在这副滴水不漏的、专业的平静。
就在我以为这种冰冷的平衡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时间将一切冻结成化石时，一个新的变量，以一种极其寻常却又极具颠覆性的方式，闯入了这个局。
郝雯雯。
名字普通，甚至有点过时的甜腻。人是母亲带来的，在一个周末的傍晚。
那天我刚从图书馆自习回来，家里弥漫着久违的、略显陌生的饭菜香气。
母亲系着围裙在厨房忙碌，这景象有些罕见。
自从离婚后，她大多数时候只做简单的面条或速冻食品，我们各自沉默地吃完，她便回到卧室，继续与她的账本为伍。
“辰辰，回来了？”母亲从厨房探出头，脸上带着一种我不熟悉的、近乎讨好的笑意，“洗手准备吃饭，今天有客人。”
客人？我有些疑惑。母亲在这个小城几乎没什么朋友，亲戚也疏远。
门铃就在这时响了。母亲连忙擦手去开门。
进来的是一个中年女人，烫着精致的小卷发，穿着质地不错的羊绒衫，笑容热情洋溢，声音洪亮：“淑芬（我母亲的名字）！哎呀，好久不见！这就是辰辰吧？都长这么大了！真是一表人才！”
她身后，跟着一个女孩。
女孩个子中等，扎着清爽的高马尾，露出光洁的额头和饱满的苹果肌。
![犯上[娱乐圈]](/thumbnail/2JsngmbLa28Hj8zhkTFR7Iz5YwkY6RNKcRkZCRg0m0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