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赵辰。
当教室里喧嚣沸腾，篮球拍击地面的声音、男生们争论NBA球星的声音、女生们讨论偶像剧的窃窃私语汇成一片熟悉的背景音时，我总能在这片嘈杂中，为自己隔出一小片寂静的领地。
这种习惯，或者说这种能力，大概是从七岁那年开始养成的。
那年夏天，蝉鸣聒噪得令人心烦，客厅里的争吵声穿透了我紧闭的房门。
母亲压抑的啜泣，父亲拔高的嗓门——不，那时他还不是“父亲”，而是“爸爸”——混着瓷器碎裂的尖锐声响。
我蹲在门后，手指抠着木门边缘的裂缝，数着上面斑驳的漆点。
一个，两个，三个……数到四十七的时候，外面突然安静了。
那种安静比争吵更可怕，像一脚踩空，坠入深井。
后来我知道，那个夏天，老爹的驾校终于开始赚钱。
小城里学车的人越来越多，他名片上的头衔从“教练”变成了“校长”。
钱像滚雪球一样涌来，随之而来的还有香水味、高跟鞋的脆响，以及深夜不再响起的家门锁匙声。
父母离婚时，法官让我选择跟谁。
我选了母亲。
不是因为多爱她——事实上，那时的我对他们都怀有一种近乎麻木的疏离——而是因为我知道，选择母亲，会让那个已经拥着陌生女人离开的父亲，在某个瞬间感到一丝刺痛。
我想看他痛。
我跟了母亲。
她是个沉默的会计，账本上的数字永远清晰，生活却是一笔糊涂账。
我们很少交谈，吃饭时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
这种安静渗透进我的骨髓，让我在同龄人中显得格格不入。
他们热衷的球赛、游戏、女生间幼稚的炫耀攀比，在我眼里都透着一种可笑的浅薄。
我过早地窥见了成人世界的破碎与虚伪，于是对那些同样经历过磨损、有着岁月痕迹的成熟女性，产生了一种扭曲的亲近感。
她们眼角的细纹，略显疲惫却依旧得体的微笑，甚至偶尔流露的沧桑，都像磁石一样吸引我。
那里面有一种真实，一种与我内心荒芜共鸣的真实。
直到杨俞出现。
她是新学期来的语文老师，刚从师范大学毕业，站上讲台时，手指还会无意识地捏紧粉笔。
第一节课，她自我介绍：“我叫杨俞，‘俞’是‘俞伯牙’的‘俞’。”声音清亮，眼神像被水洗过的天空，一览无余。
那种未经世事的清澈，本该属于我嗤之以鼻的范畴，可奇怪的是，我竟讨厌不起来。
或许是因为她那副总是滑到鼻尖的黑框眼镜后面，那双圆溜溜的眼睛里，除了清澈，还藏着一点努力想要镇住场子、却又时常泄露出来的慌张。
又或许，是因为她念课文时，偶尔会因为投入而微微泛红的脸颊。
她不是我想象中那种风韵成熟的女性，她甚至有些孩子气的可爱——圆脸，个子不高，穿着略显宽松的针织衫，看起来更像一个误入教师办公室的高年级学姐。
但正是这种介于女孩与女人之间的青涩，这种努力扮演“老师”角色的笨拙，让我感到一种奇异的新鲜感。
她像一株刚从温室移栽到野外的植物，带着露水，也带着对风雨的懵懂。
我的死党武大征对此嗤之以鼻。
“装成熟，”他有一次看着杨俞抱着教案匆匆走过的背影，压低声音对我说，“一看就是菜鸟，好对付。”武大征父母经商，家境优渥，见识和胆子都比一般男生大一圈，是我们这个小团体的头儿。
他唯一的软肋是语文，尤其是古文。
而这一点，恰恰是我能与他“平等”交往的资本。
那天午后，春末的阳光已经有了些许灼人的力度，透过教室窗户在老旧的木质地板上投下明亮的光斑。
空气里浮动着尘埃，混合着书本的油墨味和少年人特有的汗味。
下午第一节课是自习，教室里弥漫着一种昏昏欲睡的倦怠。
有人趴着补觉，有人偷偷在桌兜里刷手机，后排几个男生凑在一起低声讨论着昨晚的游戏战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