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轩在客轮上突发脑溢血而死，他的骨灰被葬在了故乡的江畔，那里常有白云在天空飘浮。
少壮离家，四海征战，归来时，却是一副空空的肉壳。
礼红将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了她和云轩的儿子念云。
她原以为念云会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实击蒙，会难以理解前辈们的当年所为。
出乎礼红意料的是，念云竟很平静，他还劝慰母亲不必难过和自责。
念云说：“没想到，我还有一个抗日军人的父亲。放心吧，妈妈，我会完成父亲的遗愿，去腰山给死去的前辈扫墓的，我也会照顾好葬在武汉的爸爸。”
在那样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云轩能说出这番话，已是难得可贵了，尽管他年已三十五岁。
一九七五年，和平、爱军双双被部队选送进了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他们正是就读于陈副书记所在的学院。
粉碎“四人帮”后，陈副书记升任院长兼党委书记，成了学院一把手。那时，革命老干部都被落实了政策，并受到重用，礼红也当上了厅领导。
和平与爱军毕业后，被分配到省城，和平进入某机关，爱军则通过礼红的一些关系，分到某事业单位搞行政工作。
这一对青年是在一九七九年结的婚，第二年，他们的女儿就出生了，礼红给她的小孙女取名为娇莺。
那时，礼红已经离休，就在家帮助孩子们照看娇莺，尽享天伦之乐。
离休后，时间也充裕起来，礼红便时常给报刊撰写一些有关中医治疗常见小病的文章。
其中一篇以针刺疗法治疗落枕的文章见报后，被香港的报纸转载，不仅如此，香港报纸还对文章作者礼红作了一些介绍，诸如她原籍是武汉，在部队医院从医数十年，现今居住沈阳……
那是一九八二年的夏天，一位香港来的客人手持那份报纸，登门拜访礼红。
刚刚改革开放的年月，来大陆的香港客人并不多见，这位港客居然上门来访，礼红万分惊讶。
她不是惊讶于自己家中来了港客，而是惊讶于这个港客相貌，她险些以为是父亲复活了呢。
港客进门便问：“汤医生，请问您原籍是汉口吗？”
礼红眼中已闪出了泪花，她就知道港客一定会问这句话，礼红点了点头。港客又问：“你父亲是否曾任袍泽中学的校长？”
礼红哽咽道：“不要问了，你……一定是小弟！”
港客当即给礼红鞠了一躬，哭道：“姐姐，我正是小弟啊……”
是的，他正是礼红同父异母的弟弟。
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日，礼红想起了数十年前自己离开家园，奔赴国难之日，姨妈怀抱小弟，在江岸为她遥遥送行情景，不觉落下泪来。
真没想到，自己还会有个亲人寻上门来。
小弟告诉礼红，他长期患有习惯性落枕，大概是因喜欢使用高枕所致，一直难以治愈。
后来从报纸上看到礼红的文章，便如获至宝，待看到作者简介，先是疑惑，之后便激动无比，天下竟真有如此巧合之事，让他找到了亲姐姐……
礼红还从他口中得知，武汉陷落之前，姨妈就带着小弟逃出了汉口，辗转来到香港。
姨妈后来一生未嫁，将小弟抚养成人。
十年前，她才无疾而终。
她一直未忘记礼红，时常告诉小弟，声称自己对不起礼红，丈夫在世时，她经常给礼红气受。
后来丈夫死于非命，她想对礼红好，却又没有机会了，因为礼红为了国家，奔赴前线参战去了，且一去再无音讯……
小弟最后说：“母亲最感到遗憾的是，至死也没能听到您叫她一声妈妈。”
礼红握住小弟的手，早已泣不成声：“姐姐不好，姐姐那时候太年轻，太任性。”
丙夏下班回来，看到礼红姐弟团聚，不禁感慨：“几十年了，还能姐弟重逢，真不容易。”
他竟比礼红还要快活，张罗着去了沈阳最具风味的老边饺子馆，与小弟同饮。
那日，丙夏喝高了，回家后对礼红说起酒话来：“你们姐弟团圆了，我倒也想有个亲弟弟，可惜不可能了。有个亲妹妹，却又只能当闺女待。”
吓得礼红差点想拿破抹布堵他的嘴。
幸好念竹不在，否则，岂不惹出麻烦？
礼红责备丈夫道：“以后不许乱讲话，你说念竹是你妹妹，那我成你什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