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你这么说，我俩当初是会错意了”陈嘉庚也站起身来，拍了拍谢逸的肩膀，苦笑着说道：“关键就是你我根本没弄清局势，南洋究竟是谁的南洋？国家如何制定南洋经营战略？所有的问题，还轮不到我们这些商人来指指点点，况且我们本身就不具备指点的能力。”
听了这话，谢逸总算是让陈嘉庚明白了这其中蕴含的道理。几个月甚至几年前，包括现在，东南亚都是跟着殖民者姓的，荷兰、法国、英国、美国等四个国家，把东南亚各大地区分割得很干净，而且自从世界经济论坛以失败告终之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加强了自己殖民范围的掌控力度，他们摆脱经济危机就指望着殖民地能够源源不断提供廉价材料，以及宽广的市场。
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不管是不是为殖民者的利益着想，还是为了在外华人的考虑，任何可能有利于列强的行为，都是受共和国反感的。如果东南亚是中国的势力范围，那情况就好说了，估计用不着陈嘉庚等人多言，共和国一定会尽心帮助华人华侨们。可惜的是，东南亚还并不是中国的，共和国参加的经济贸易战争，是全球范围内的超级大战，不可能因为东南亚这么一块小地方，就放弃了整个世界。
而如今，为何又有强烈的转变呢？
原因可不仅仅是共和国国力增强，对周边地区掌控、建立共和国和平周边环境等的欲望，已经随综合实力的增加而足以胜任，共和国的商贸早就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而隐忍这么多年之后，共和国的大国影响力也必须走出国门，开始影响亚洲。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金融危机已经在改变了各国对东南亚的战略，华人在东南亚各个地区拥有的影响力逐步赶超了这些殖民者。商人是无利不起早，殖民者岂能不是？当华人的成就超过他们想象的时候，当华人的财富让他们觊觎的时候，华人的日渐危险，却引出了共和国进军东南亚的机遇。这倒也验证了那句商场俗语——“危险与机会相生相随，风险和回报同为孪生”。
究竟华人为何引起了各方反对，甚至是排斥，其实这应该从华人在当地的经济利益说起。
从十七世纪开始，在中国的沿海一带，尤以福建和广东人为最多。他们背井离乡远赴南洋，以荷兰东印度公司为首的殖民者正拓展势力范围的时候，他们的到来恰恰弥补了劳动力的不足。在已无法回国的背景之下，华人们为了在海外生存，充分发挥了中国人勤劳刻苦、聪明智慧的特点，从矿工、伐木工、农场工等职业开始做起，逐步在南洋扎下了根。
十七至十九世纪，这一时间段里殖民者们对东南亚各地区的攫取，主要是粮食、香料等农林产品，尤其是各地的农业经济，更是当地人、殖民者都非常看重的香饽饽。但作为有着上千年封建农业大国历史的中国人而言，在别人看来非常困难和繁杂的农耕种植，到了华人的手里简直就是赚钱的工具、很轻松的事情。长此以往，华人对东南亚的贡献，开始显著体现于农业经济。
但，当历史快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华人们的生存观念和方法开始有了显著的改变。已经积累多年财富的他们，开始体现出优秀商人的本色。
农业虽然是东南亚各地区，当地土著和殖民者生存、贸易的基础，甚至可以说农业的发展已经决定了不少地区社会的结构和进步。华人们的新思路给当地带来了新的发展，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土地信贷制度。
华人直接向当地人放款，提供种植原料、种子，或者说是资金。由当地人在其土地上种植稻米或烟草之类的农作物，收成之时在根据契约，以农作物抵贷款偿还交付给华人。这种方式看起来绝对是聪明绝顶的，但事实上这样的契约却把当地人变成了华人的“财产”，也就是指：华人控制了生产的源头进而控制了农业经济，华人可以轻松调控农作物价格，便控制住了当地的经济命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