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定了这一切是那个死太监所为，百官顿时无比愤怒，无比恐惧堂堂内阁首辅、首席顾命，第一大臣，功勋卓著、廉洁奉公、不党不群、忠勉无双的高阁老，在没有犯任何错误的情况下，竟然被一个太监用中旨罢免！这是何等的耸人听闻，何等的荒谬绝伦？！当年臭名昭著的王振和刘谨也不敢干的事情。如果让他得逞的话，那么满朝诸公，还有哪一个不是他能随意罢免的呢？
难道比刘谨时期还要黑暗的时代，就要降临了么？似乎是一定的，要知道，当年武宗登极时，好歹已经十五岁了，而今上才刚刚十岁，这五年的差距，很有可能就是冯保比刘谨多作恶的五年。在场的衮衮诸公，有几个能熬得住？一种强烈的厌恶和抗拒情绪，急速的在百官心中发酵、膨胀，让所有人呼吸变粗，心跳加速，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
这就是沈默一直压抑着自己的力量，背负着“缩头乌龟，的指责，一直苦苦等待的裂变时刻啊！
为这一刻，他等了足足十年！但，已经比他预想的要早了兵法上讲天时地利人和，要想成大事，也一样离不开着三样，要想开创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求就更苛刻了。至少要有千年一遇的绝佳契机，各种有利条件样样皆备，而各种不利因素，则要正处在最弱的时期。如此才有可能，让历史这辆有强大的惯性列车，稍稍改变一下它的轨迹。
1君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口号，足足喊了千年。然而皇权，以及其衍生出的宦官，对臣权的肆意欺凌，其实一刻也没有停止。自然的，臣权与皇权的斗争，也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自本朝永乐后，在大臣的挤压下，皇帝渐渐离开朝堂，不再过问具体政务，
而只握有最后的否决权，与大臣的斗争，也交给了宦官。之后百余年，总体是一个臣权上升，君权下降的过程直到嘉靖初年达到最高峰。
嘉靖之前的历任皇帝，从仁宗、宣宗、英宗到宪宗、仁鼻，都或是主动，或是被动的承认了自己的角色。但历史从来不是一条直线的，
而是呈螺旋前进，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对于皇帝来说也一样，所以出现了嘉靖这样强势的君王自然和日益嚣张的臣权发生了激烈的对抗。结果还是天然立于不败之地的皇帝，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把翘尾巴的臣权打趴在地。从此开始了几十年的独裁时期。
然而在统治后期，嘉靖皇帝沉迷丹道，无心治国：而且因为他对宦官同样毫不留情，所以文官的地位再次抬头。但关键是他的儿子，隆庆皇帝登极后这位缺乏治国热情，却又十分有自知之明的皇帝，索性采取垂拱而治，把国家的权柄交给了自己的师父们。
也就是从这时起，岌岌可危的国家渐渐开始振作从各种危机的泥淖中走了出来。近近六年时间，边境晏然、国库充盈，百姓终知生民之乐，这一切，都让人们坚信，圣天子垂拱而治，才是最适合大明的。而在思想激进的江南一带已经公然开始讨论，虚君实相的可能悔……，
…
最直观最有力的证据，就是高拱的《陈五事疏》那分明就是限制臣权的政治纲领。
高拱可不是穿越来的，他出身书香门第自幼接受传统教育，然后入朝为官三十年，可以说是世受皇恩。但这样一份纲领，就出自这位当朝宰相之手，高拱不可能突发奇想，当然是具有可行性，也一定是得人心的。
当然，不会得到皇宫中那对母子的心。
但这正是第二个千载难逢的绝佳机会～主少臣疑这句话不是说着玩的。“皇帝才十岁，懂什么治国？，这句话可不仅仅是高拱一个人在说，而是所有人的想法。而大明的太后，又皆都出身卑微，缺乏足够的格局和政治头脑，无法像宋朝的太后那样，为儿子撑起一片天，因此皇权暗弱已成定局。大臣们本来就对先帝谈不上尊敬，现在面对孤儿寡母，敬畏二字更是无从谈起。
所以皇权的力量，正处在它的最低潮期。
臣权的波峰，和君权的低谷，在这一刻出现了交点。一旦错过，就是错过，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