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命九边效仿戚继光，大家一起修王八壳子的倡言从未间断，但沈默对此持保留态度，蓟镇的成功经验，也就没有推广到别处。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因为历史早已证明，国朝huā费巨大人力、物力修建起来的万里长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仅从军事的角度来说，明军需要守卫长逾万里的边防线，军力不可避免地被分散，而蒙古军队乃至后来的满人，通常是突袭而至，攻其不备。由于通讯手段有限，明军即使能够做到常备不懈、居安思危，也不能准确地预料蒙古军队攻击的时间、地点，因而对规模较大的突然袭击难以有效阻挡和防御。
在沈默看来，对付北方之敌的上策是恩威并施，在军事上压服它，在经济上控制它，在政治上笼络它，将其慢慢驯化，甚至为朝廷所用。中策是夺取养马之地，建立强大的骑兵，以骑制骑，最低限度可以主动防御和反制出击，使敌骑不敢轻言进犯。下策才是修筑长城被动防御，这样不仅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效果还最差，可谓事倍功半。
当然这些道理，没法像那些不知兵事，却夸夸其谈的文官们分解，沈默只用一个理由搪塞他们，那就是没钱！
戚继光修长城三年，各项huā费折银六百万两之巨，这还是在基础最好、距离京城也最近的蓟镇修建。而长城的特点又是“一瑕则百坚皆瑕”但如果九边长城都按这种标准修，没有三千万两是打不住的。
沈默掌权期间，国库存银从没到过千万级别，时常在五六百万两打转。从万历六年起，北方又普遍遭遇旱灾，长城也就一直没修成。
但是情况在万历八年以后起了变化。去岁八月底，兵科给事中顾允忽然上了一道奏折，言各地总兵不宜久任，为了防止各边驻防军门拥兵自重，应经常给他们换防。其中特别提到戚继光和李成粱，说他们卫戍蓟辽权责重大，已坐纛十余年就算为了保护他们也应该换任。
其实这是张四维早就与皇帝商量好的，要将沈默昔日幕下诸将一一调离，然后换上值得信任的将领。虽然张四维离开朝堂了，但他的党羽仍在，那顾允便是张回维的学生，他一上本，万历便心领神会，很快下旨命朝臣议论。
尽管大臣据理力争，说大规模撤换边镇总兵，会导致边防不稳，但最忌讳的就是边将结交内侍，谁也不敢出言太甚。最终将此本通过廷议，定出了第一批换防的六名总兵官，赫然列于榜首的是戚继光、还有宣府总兵马芳、河套总兵刘显、大同总兵尹凤、广西总兵汤克宽、广东总兵李锡。除了马芳因为年迈，直接退休之外，其余五位都被调往内地。虽然职务不变都是二品总兵之衔，但实际上大相径庭。在边镇行辕，麾下强兵劲旅十余万，而内地总兵统领的兵士只有一万多人，对付的也仅只是流贼乱民。
反倒是辽东李成粱，被两位兵部尚书，以辽东战事激烈，他人不能胜任为由保了下来。而姚苌子也因为一封缴获自西班牙人手中的信件，被留在了东南水师。
此道圣旨一经公布，立刻舆论大哗。被调换的六位总兵，都是身经百战，能独当一面的名将。
正是因为有这六位的镇守，十几年来，靶靶倭寇才一直不敢犯边，国家也一直保持安宁。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尤其是北方的蒙古人，休养生息十几年，会不会又变成兵强马壮的虎狼之师？这谁也说不准。
如今突然将几乎整条防线换掉，让一些碌碌无为的继任者来担当国防重任，怎么能让人放心。
万历是最不放心的一个，他的应对之策就是修长城将九边的边墙都修成蓟镇这样，我的江山不就固若金汤了？对将领的依赖程度也将降到最低。所以在调换六大总兵的同时，他便命兵部、工部派员到各镇考察，制定修筑边墙的计划。
今年七月，兵部会同工部、户部提交了预算，皇帝一看就晕了，足足要三千八百万两！且不说国库里没这个钱，就算有的话，要守财如命的万历皇帝拿出来，也跟杀了他差不多。但转念一想，这可是沈默没干成的事儿，要是自己把它干成了，那说明什么？
